北京日报客户端开启“养老大调研”已一个多月,记者到社区蹲点采访、倾听老人及家属心声时,“日间照料”的相关需求时常被提及。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十多年前随处可见的“托老所”,如今为何找不到了?日间托老服务的需求该怎么满足?京城的老人和子女们,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

驿站入住老人在活动中分享作品

往昔

十余年前曾遍地开花

“希望能有个安心的去处,我们临时有事,可以把老人‘托管’一下。”57岁的崔兰芬,和85岁的婆婆生活在一起。老人尚能自理,日常主要靠儿媳照顾,家中暂时没有请保姆。

考虑到婆婆年事已高,崔兰芬不敢出远门,活动范围一定程度上受到局限。她期待能够增添社区托老业务,自己若是不在,婆婆能有人陪伴,吃上热乎饭菜。

此前,本端记者在朝阳区劲松北社区采访期间,也有老人面对镜头倾吐心声。“像我们这如果有地儿,开一个日间照料室,配几位工作人员,能解决大问题。”还有的阿姨直言,想上“日托班”。

与照看幼儿的托儿所相对应,在老人设想中,这样的空间称作“托老所”。老人可以早上来,傍晚走,或短期住上几天。万一遇到突发状况能随时得到关注,与其他老人在一块儿,也免得无聊寂寞。

事实上,“托老所”在北京不是新鲜事物,十多年前,它曾作为重要的民生政策被广泛推行。2009年,北京市民政局、市残联出台《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提到建立城乡社区(村)托老(残)所,不足部分可利用社区居民空闲房屋及家庭空间开办。各街道、社区托老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2010年4月,全市托老所达2400余家。

2014年,记者曾到霞光里养老助残中心探访,这是北京开展日间照料服务较为典型的一家托老所,由麦子店街道提供场地,第三方机构进行运营。日间照料区设有9个双人间,住了18位老人,年龄均超过70岁,基本都能自理。当时据一位家住农展馆社区的董奶奶介绍,每天早上日托所的面包车会到各个社区,接老人来吃早饭,下午5点多,再依次送回家中。一日三餐加上牛奶、水果,每月收费1400元。

瓶颈

“为谁服务”没想明白

然而,曾经遍地开花的托老所,没能蓬勃运营下去。仅仅数年后,时任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副处长周洪敬,在2016年11月北京市养老驿站座谈会上透露,“全市自2009年起陆续建设的2000余家托老所,只有70家活下来。”

究其原因,首当其冲的是用户定位偏差。过了起步阶段,人们发现大部分托老所的“使用场景”比设想中更为狭窄,又涉及到收费,其实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来持续支撑运营。

一个例子是,位于新街口的福寿轩敬老院曾于2014年开办日托中心,设有活动室、休息室等多个房间,费用为每天餐费10元、床位费10元。记者探访时工作人员称,来活动的老人不少,参与日托的却不多。

道理很简单,“参与日托的老人,通常比住在敬老院的老人健康状况更好,离得也不远。既然人家能走过来玩牌,中午回家就行,大不了下午再来。”这使得提供日托服务的敬老院,成了变相的“棋牌室”。

节日时老人们在驿站做手工

养老行业入局者,也感受到现实的落差。2011年,陈萌在回龙观一幢居民楼内创办了一家私人托老所,租下一套13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开辟出活动室、阅读室等功能间,以期为老人提供日间活动场所。

然而半年后,陈萌就不得不考虑转型。“活力老人宁可去小区或公园的凉亭里打牌,也不愿意来这里,除了费用,怕进了托老所,会被打上某种标签。”

记者发现,在透露“托老所”锐减情况后,北京市民政部门很快对此进行回应。2016年11月15日,时任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李红兵表示,受历史条件限制,起初只简单要求每个社区建设一家托老所,对谁来服务、怎么服务、为谁服务等问题没有充分考虑。“放了三四张床,让老年人来住。好一点的变成社区活动中心,老人可以来打打牌,差一点的就直接荒废了。大多数托老所还要考虑房租问题,尤其是私人办的,生存压力比较大。

演变

陆续清退或转型升级

除了经营方向,托老所还面临着一系列政策障碍。从建设之初,始终没有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其注册、场地、补贴等事宜,迟迟未能解决。

日间托老所经营遇阻后,脑筋活络的陈萌迅速作出调整,撤掉功能间,摆上床位,将服务对象“瞄准”失能、半失能老人。很快,托老所有了第一批入住老人。“刚开始规模小,我自己去一线照顾。随着老人增多,陆续招了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

在社区的宣教下,周边居民逐渐接受了托老所的存在,陈萌的托老所一度达到满员状态,甚至开出第二家、第三家,但隐患依然存在。“虽说得到民政方面的认可,因为场地属于住宅类,没办法在工商那边注册,营业执照一直没能办下来。”

对此,李红兵回应称,这种“全托”的托老所,突破原来“日托”的界限,允许老人过夜,受到一些老年人的欢迎。但这并不规范,运营主体不是法人。所以,这种模式的托老所只能有两个方向的调整路径——或者变为真正的养老机构,接受安全监管,或者变为养老驿站,提供介于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之间的服务。

2016年起,北京市着手对大批闲置托老所进行清退,存活下来的相继变身为养老驿站,“托老所”自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现状

“随来随走”尚难实现

从2016“建设元年”至今,养老驿站不知不觉走过七年光阴,根据所处位置、运营机构等,搭载着形形色色的服务,出落成如今老人们熟悉的模样。

围绕托老业务,当下的养老驿站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记者发现,在部分养老驿站,短期托养是可以实现的,但与“随来随走”尚有差距。

临近中午,80多岁的余阿姨已经在福寿苑养老驿站的房间里,吃上了工作人员送来的营养午餐,她是驿站第一批入住的老人。“我家就在旁边,六楼没电梯,上去一趟都费劲。”入住后,原本经常头晕的余阿姨身体状况逐渐好转,精气神儿越来越棒。

余阿姨是福寿苑养老驿站第一批入住的老人

院长杨建芝介绍,养老驿站是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利用腾退空间建设而成,2021年底开业,以政企合作方式打造“家门口的托老所”。这里共40张床位,主要提供两周左右的短托。“入住前要提供三个月内的体检报告,驿站还会根据量表对老人做护理等级评估,之后签短托协议。两周之后如果继续住,就再续签协议。”

今年以来,杨建芝也接到过老人的日托咨询,但驿站暂未提供日托服务。“流动性大,还是会给入住老人带来一定的交叉感染风险。”更重要的是,日托老人偶尔过来一次,没办法全面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每天往返,还要考虑交通安全问题。一旦发生意外,责任很难界定,因此驿站对于日托服务是非常谨慎的。

即便开了日托,到底能有多少需求?在陈萌看来,这又绕回到以往问题。“从我的经验来讲,如果老人能自理,一般都不太愿意花钱到外面。行动不便的话,每天来回往返又会很折腾,家属宁可给老人请小时工。养老服务必须先明确服务对象,自理、半自理和不自理的老人,他们的需求有很大差异,一定要有针对性。”

老人最看重日托中的什么项目?能接受多少费用?以送餐为代表的一系列上门服务能否作为替代……多年后,当围绕“托老所”的畅想再度出现,又要避免重蹈“贸然上马、草草收尾”的覆辙,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科学的调研。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魏婧 宗媛媛

编辑 王海萍

流程编辑 刘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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