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青少年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4.60%,重度抑郁症占比7.4%。


【资料图】

春季开学前后是每年中小学生心理危机的高发时段。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多位孩子出现心理障碍的家属、心理治疗师等,发现孩子遇到心理问题初期可能不易被发现,他们“求救”或爆发时问题已经较为严重。而要帮助他们度过心理危机,则需要家庭等各方认识到问题并做出改变。

对于孩子内心的隐秘角落,我们需要投入更多关注。

杨圆清晰地记得那一天。

她下班回家,女儿小瑶正默默地写作业。虽然察觉到女儿情绪不高,但她并没有在意。晚饭后,小瑶从房间走出来,对她说,“妈妈,你帮我找一个心理医生吧。”

那天是2021年5月9日,听到女儿说出这句话前,杨圆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可能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当时小瑶14岁,上初二,和她关系亲密,常常主动聊起在学校发生的事情。而且,小瑶性格不算外向,但也不怕生人;从小到大,学习勤奋,在家长会上总是被老师点名表扬。

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有着复杂的成因,有时能辨认的只是某个具体的诱发因素。人们渐渐意识到,心理问题并不单与个人成长、家庭或学校相关联,也许还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的影响。但家庭,或许是最重要的“心理港湾”。

迟来的关注

小瑶“求助”时,她遇到的问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

杨圆带她去看了心理咨询师,又去了精神卫生中心。小瑶做了电脑上的各种题目,和医生聊天,最后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在咨询室外,杨圆隐隐约约听到女儿和咨询师说了几句话便开始哭泣,越来越大声。

杨圆心里难受,之前她问过小瑶,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女儿什么也没说。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的6年里,心理治疗师韩慧见过许多青少年患上抑郁症、焦虑症、进食障碍等心理疾病。他们的状态表现各异,有的和家庭成员存在矛盾,或难以适应人际交往,有些则正处于休学状态,共同的特点是正经历着情感上的痛苦。她还注意到,近几年,来就诊的青少年年龄越来越小,很多来到精卫中心就诊的孩子只有十一二岁。

父母们一般通过孩子的行为表现来判断是否需要就诊。一些孩子到医院时,已经表现出社会功能上的受损,例如不想上学、游戏成瘾、和父母频繁发生冲突。当孩子心理上的问题从日常中浮现,父母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心理障碍发生的原因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介绍,在任何时候,各种个人、家庭、社区和结构因素都可能会成为精神健康的保护因素或破坏因素,包括情绪技能、遗传等。面临不利环境(包括贫困、暴力、残疾和不平等问题)的人属于高风险人群。对于某些心理障碍,如抑郁症,经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可能使患病的风险更大。

2020年9月,在山西读高一的女孩林林,刚开学不久便告诉母亲方璇不想再去上学了。那天,林林和学校老师发生冲突,成为引爆压力和情绪的导火索。她躲在厕所给方璇打电话,一边说一边哭。方璇从电话里听见老师叫孩子出去的声音。

一些症状随之而来。那段时间,林林常常头疼、胃疼,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失眠等症状。在医学上,这些表现被称为躯体化,指不良情绪或心理障碍转化为身体上的症状表现出来。

方璇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做了不少,但除了鼻炎和腰椎间盘突出,其它方面都没事。在亲戚的提醒下,她和林林去看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咨询师告诉方璇,林林是重度抑郁症。

2020年11月,林林开始请假在家休息,过完年,方璇去学校办理了休学手续。

漫长的诊疗

有时候,小瑶一个人坐着,低着头不说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严重时,会有更明显的躯体反应,比如手抖、肚子疼。

确诊重度抑郁症后,小瑶开始每日服用精神类药物。头两周,药物反应让杨圆不忍,小瑶精神差,经常恶心、头晕。但杨圆甚至没机会担心药物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当时的状态只能吃药,不吃药能怎么办?”同时,杨圆坚持带小瑶去进行心理咨询,密集的时候一周两次。

2021年6月,小瑶参加了学校的期末考试。暑假期间,杨圆没要求她做任何作业,纯粹在家休息。9月开学第二个早自习结束,小瑶就回家了。她暑期没有预习,听不懂课,但同学好像都懂。10月,杨圆正式帮她办理了休学。

她和女儿到学校提出休学时,班主任劝她们再考虑考虑,说如果继续上学,可以和每位老师说好,不要求孩子完成作业,也鼓励孩子只要坚持上课,升学一定没问题。小瑶不说话,只是低头落泪。

杨圆没有犹豫,坚持休学,“我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别的都不要。”但另一方面,她又陷入迷茫和无助,为什么已经吃了快4个月药、看了无数次心理咨询,孩子还是那么痛苦?

心理疾病的恢复周期,通常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限。韩慧在医院的临床心理住院病房做心理治疗师。在这里住院的孩子有患进食障碍的,也有患强迫症、抑郁症等疾病的。不同类型问题的患者入院治疗的周期不同,进食障碍患者住院周期一般在两三个月左右,抑郁和焦虑患者住院时间一般在一两个月左右。

但出院不意味着完全康复。以抑郁症为例,抑郁科普平台、康复社区“渡过”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抑郁功能恢复蓝皮书》显示,抑郁发作后,青少年患者伴随残留症状以及社会功能受损。而受复发及残留症状等因素的影响,抑郁症更趋于慢性化。

在“渡过”的调研中,近五成的青少年患者病程超过2年,其中有约10%达到5年以上。另外,调研中一半以上患者经历过复发,其中约22%的患者复发次数在3次以上。

韩慧见过住院两三次的患者,有的出院一周又回到了病房,但她对“复发”的定义更为谨慎。“可能他觉得自己(恢复)差不多,想出去试一试,但其实还没有准备好,回家之后没有安全感。”她解释,“心理疾病有一种不确定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可能反而更焦虑了。”

她注意到,许多再次回到病房的患者和家人都会有心理上的负担,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也有人会调整心态,说没关系,“但悲伤的情绪还是在的。”

上海市精卫中心,韩慧在工作中。  本文图均为 受访者 供图

家庭的反思

有观点认为,家庭要为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但韩慧也理解家庭的不易。

“家庭对每个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不认为是决定性或者绝大部分的。人是一个多样性的生物,除了家庭,还要去接触外界(环境),社会的、学校的。”她说,有的父母完全暂停了手上的工作,陪伴孩子住院、一点点好转。

家庭是支持青少年度过考验的关键。在医院,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往往结合起来运用。住院期间,医院提供多种形式的团体辅导,例如会有游戏、艺术治疗,也会使用认知行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等。韩慧所在的病房允许家长陪护,陪床的家长们和孩子一起学习课程,进行家庭治疗。

有些青少年的症状多表现在家庭中。韩慧见过一个10岁女孩,和家里人不交流,也不愿意上学,洗澡、吃饭都很被动。家长把她送来住院时,女孩一句话也不说。她觉得,孩子挺严重,似乎交流、日常生活等社会功能受损。但出乎意料的是,女孩独自在医院住了一星期,慢慢开口说话了,和同院的小伙伴一起做游戏,表现得挺外向。

从女孩的口中,韩慧了解到,女孩父母之间冲突大,意见往往不一致。她给女孩父母做家庭治疗,也发现两人总是控制不住地相互指责。韩慧向这对父母直言,“如果此刻我是你的孩子,我都感到呼吸很困难。”

“爸爸妈妈意见不一致,孩子最后就不愿意讲话了,我到底帮谁呢?但是她脱离了家庭环境后,病房又有很多小孩子,培养起来纯真的友谊,又可以玩游戏。换了一个环境,她好像慢慢地又活过来了。” 韩慧说。

女孩在医院待了一个月,韩慧给她的父母做了4次家庭治疗。到后来,这对夫妻已经能意识到他们一直在争吵,以及争吵给孩子造成的影响。渐渐地,他们发生冲突的频率在降低。“他们之间有隐藏得很深的情绪,4次咨询肯定不够。但他们的确在思考,接下来怎么做,至少在孩子面前要一致。”韩慧说。

在女儿林林确诊一段时间后,方璇才明白孩子曾经的表现意味着什么。初二的时候,林林常拿笔在手腕上画,画出割裂的效果。心理咨询师告诉方璇,孩子有自杀念头好久了,幸亏他们去得还算及时。

方璇寻找孩子生病的原因,回想着和孩子相处的每个细节。林林成绩中等,从小学开始就说不喜欢上学,但是安静、听话、懂事。到高中,林林偏科比较严重,高一英语能考到满分,数学只有20分。方璇不要求成绩,但丈夫严厉,从林林小学开始就因为学习打骂孩子。

因确诊抑郁症提出休学时,方璇丈夫仍不同意。他脾气火爆,让孩子必须上学。“孩子说要去死,爸爸就说那你去死吧,然后摔门走了。”方璇说。

方璇逐渐意识到,父母之间的冲突关系、父母和孩子间的不良沟通,都可能给孩子造成伤害。

她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林林想全家人一起去旅游,方璇丈夫心里是想去的,但是因为工作不好请假,所以一直拖着不回复孩子。孩子有点不开心,方璇就去问他。丈夫被逼急,夫妻俩吵了起来。林林哭着说,“你们如果不生我还有这些事情吗?为什么要生我?”

咨询师告诉方璇,对孩子来说,吃药、住院、咨询都只是辅助手段,只有父母改变自己,孩子才能真的好起来。

林林拍下的晚霞

方璇主动学习心理学知识,去了解情绪的发生与处理,并希望影响、改变丈夫。在和丈夫发生矛盾时,她先肯定丈夫好的一面,再谈具体问题。为了让丈夫更了解抑郁症,她找来网上的科普视频。丈夫和孩子沟通时,她录下对话,把录音放给丈夫听,让他知道沟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让方璇松一口气的是,丈夫听了录音说,觉得自己不对,他此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

(为保护隐私,除韩慧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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