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0日，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美国逝世，人文地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学术关怀是“人类的关系”，而“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也是他终生追问的学术话题。如何理解文学作品对城市空间的建构？城市记忆怎样与人类生活建立情感联结？本期特邀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范宜如、青年学者王璇，分享关于城市空间与文化场域的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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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与文化形象
文丨王璇
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是将地方与文化、想象力相连接，让地理学与更为广阔的学科知识进行结合。他让地理学回归了对人的重视，更指出经验、体验在地方感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而人的经验被放置于文本中，往往是通过对地方、空间的建构实现对地方文化的表达与重构。
文学地理学的起点，是将地理景观看作是“可解读的文本”，同时，文学作品里的地理景观也不只是现实空间的简单再现。正如麦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所说的，“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文学作品的主观性是其参与空间文化建构的关键，作家的文学书写则切实参与了城市空间的文化建构。将地理概念与文化、文学进行连接，尤其是近现代城市空间的文化建构，是文学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范畴。后现代地理学则在空间意义解构、空间与权力等议题上走得更远，从列斐伏尔（Lefebvre）到索杰（Edward Soja），无不赋予空间以强烈的政治经济属性，进而强调空间建构中的主动批判意识。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更是将地方与文化、想象力相连接，让地理学与更为广阔的学科知识进行结合。作为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段义孚让地理学回归了对人的重视，指出经验、体验在地方感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而人的经验被放置于文本中，往往是通过对地方、空间的建构实现对地方文化的表达与重构。可以说，文本通过经验融入、边界划分、权力话语等方式来赋予空间以文化意义，进而参与空间的建构与发展。
毋庸置疑的是，文学作品对空间的建构与解构成为现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建立于空间的转换与流转之上：五四运动时期，新式知识分子与劳动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战争时期，人口大规模西迁、南迁；20世纪40年代后直至今日，更多的中国人离散到海外……空间流动催生着乡愁、寻根、追忆、反思，皆成为文学创作的动力，作为城市文化发展、形象建构的一部分。追忆、重构过去的空间，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审视自我，找到自己在城市中的文化定位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参与城市空间、文化塑造的重要方式。而这一过程往往始于作家“离家”后的离散经验，因此他们的空间塑造通常带有美化、重构的意味。
但另一方面，这种对过去空间记忆的美化与重构，往往成为城市/乡村空间的经典形象与文化特质而被流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身处北京、青岛的沈从文，将文化理想寄寓于家乡湘西，要从传统文化与乡村文化样态的追索中“回到过去”。他正因处于城市之中，才深感“城市病”对人精神的侵蚀，进而赋予湘西世界以神性。如今，游客对凤凰古城趋之若鹜，正反映了沈从文成功的文学空间与文化形象塑造，虽然现实与其所向往、描绘的湘西（精神）世界迥然相异。
这种以美化记忆、追忆历史作为重现空间、重构文化形象的方式，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台湾仍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文化共同记忆的塑造有着尤为突出的意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作家有关北京、上海的空间书写和回忆文章层出不穷，在构建文化共同体想象的维度贡献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韩良露《寻找新旧上海的味道》、蒋勋《母亲与蝴蝶牌热水瓶：我的一点上海记忆》、林文月《江湾路忆往》等作品塑造了上海的国际化都市形象，唐鲁孙《中国吃》、梁实秋《雅舍谈吃》等作品则是将旧日北京的文化与美食地图呈现于台湾读者面前。唐鲁孙在《中国吃》里对北京的名餐馆及其背后的历史传统有颇多介绍。同和堂的“天梯鸭掌”、聚贤堂的“炸响铃双汁”、同兴堂的“烩三丁”等美食碎片被唐鲁孙有意串联，形成了独特的北京美食地图和旧时北京的饮食风貌。梁实秋则在《雅舍谈吃》中进而对北京旧时的烹饪方法及东兴楼、致美楼等餐馆进行详细介绍，与唐鲁孙共同完善了北京的美食地图。侯榕生则是从建筑、地景方面描绘了令人怀念的古都空间。在《访古记》《北京城》等作品中，侯榕生追溯北京城市空间的发展历程，以真实的空间地景演变展现了老北京的文化形象。在他们的作品中，东华门大街、什刹海、醇亲王府、地安门、庆和堂、故宫角楼、琼华岛、安贞门、崇仁门、齐化门这些真实的空间地景，全都成为表达乡愁的一种方式。
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北京城的地景成为一种历史坐标，标识他们回不去的故乡与离开的时间。这正是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中所说的：“故乡有它的地标……这些可见的标志物可以使一个民族更有意义，它们可以提高地方意识和对于地方的忠诚度。”而身处台北的“老北京”们，聚会要去阳明山下的“北平小馆陶然亭”，感叹台湾的“北方烤肉”加了菠萝、绍兴酒里加了柠檬——他们正是通过感官记忆的失落表达其惊觉台湾的“北方味”无法填补离散的哀思。在这些“老北京”的推介下，北京城市的旧日风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大放异彩。
曾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居北京的台湾作家，也曾在返台后写下大量追忆北京生活的文章。这些作品中对北京空间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北京的海外文化形象。张深切笔下书写的北京形象，不仅投射了作者的抗争精神，也赋予了北京的城市形象复杂的文化特质。洪炎秋则以北京大学的开放风气与先进的办学理念、北京的教育经验与文学经验等塑造了北京的新文化重镇形象。苏芗雨以北京大学的先进形象与五四精神相连，试图在台湾大学践行北大的教育理念。
总的来说，旅京台湾作家返台后对北京的追忆文章，向读者传达了丰富驳杂而立体的北京城市形象。这一文化形象的表达，对通过城市文化以重塑民族认同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表达北京城市空间的现代化形象，从而让北京成为参照，改变台湾本土部分观念的表达，让现代化追根溯源，与五四传统相连，进而达到了特殊的文化意义。
从这一维度上来说，对过去空间的文化形象塑造，对于城市空间的文化认同有着重要作用。作家林海音在作品中融入大量的北京城市元素，珠市口、椿树上二条、新帘子胡同、虎坊桥、西郊民巷、永光寺街、厂甸附小、师大附中等童年记忆中的空间，与味觉、嗅觉等感官记忆相连，将北京塑造成为温情脉脉的文化空间。这在上世纪台湾的种种巨变之中，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形象，成为寄寓文化乡愁的一种载体而出现。这一表达将过去的北京塑造成为文化古都、新文化重镇且充满温情，改变了殖民时代的日本对大陆城市的负面宣传，进而建立起北京乃至祖国的正面形象。以索杰的理论来看，这些作家所复现的北京空间形象，皆属于“第三空间”的范畴，即对于现实空间与精神空间的解构与重构，其所塑造的北京城市空间带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在文化认同的塑造方面，城市建筑、地景与空间的改变，能够较为直接地实现城市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塑造。清代的台北曾以艋舺、大稻埕、城内三地为中心形成各不相连的地区，而在殖民时代则出于殖民者对空间权力的需要，台北被统合成为同一个城市。台湾光复以后，改变殖民时代以日本街市命名的城市地景的做法，台北的街道改由大陆省市的名字命名，将台北街市地图变成中国地图，以空间地景的改变与大陆真实地名的耳濡目染来实现祖国认同的重铸。段义孚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象征物”，人们生活的街道是空间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道名称的改变使得台北城市地图具备了文化象征意义，人们通过日常接触的街道名称、空间地景，逐渐建立起对新的城市空间与文化的认同。这正是苏硕斌所说的，“空间不是自然而是社会”。
不过，文艺作品对城市文化形象的传播有着更为广泛的作用。将现实的空间地景、城市建筑融入文艺创作中，进而使其成为城市文化形象的一部分，这一路径广泛见于有关台北城市空间的文艺创作中。音乐作品中出现的忠孝东路、101大楼、西门町、师大夜市、淡水河等真实街景，影视作品中采用朵儿咖啡馆、牯岭街、龙山寺等真实地名进行拍摄的地景，结合台北多雨的气候与夜市美食等等感官体验，全方位地塑造了台北的城市文化形象。加之朱天文、白先勇等作家的城市书写，让台北“文艺”“怀旧”的城市形象深入人心。由此见之，城市的文化表达、文化形象传播有赖于文艺作品的助力。
这一路径也为城市文化形象的建立、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文艺作品中的空间塑造仅仅是创作者的文化表达吗？其对城市文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反作用？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虽然不同形式的文艺创作本身所携带的信息与特质不同，但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对人实现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形象的塑造既是创作者的自我投射，又以城市本身的空间地景、文化特质作为基底，那么城市的空间地景作为物质上的公共记忆，通过文艺创作的重塑、再造作为精神上的公共记忆得以广泛传播，为接受者补全物质空间没有呈现的种种留白，成为城市形象的经典文化名片。
这一文化名片同时通过人的经验反复印证、深化，进而强化人们对于城市的文化认同。由此，文艺创作所塑造的城市文化形象，通过主动参与城市空间的文化建构而成为城市文化名片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