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个喜事：

上周末，是我姥爷的90大寿，我们全家人从天南海北都赶回了东北老家，给姥爷一起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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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一家人这么齐齐整整地聚在一起，可能还是10年前姥爷的80大寿。

寿宴上姥爷挺高兴，挨个家人都聊了半天，但最让他自豪，挂在嘴边连连提起的，还是我的小表弟，也就是我小姨家孩子今年毕业找的工作。

对，他毕业后考上了我们省的检察院，进入公检法系统，成了一名公务员。

这可是我们大家族几辈下来，第一个公务员。亲戚们听到这个好消息，纷纷表示了祝贺，就像我大舅说的：

“表弟从此就是衙门口的人了，这要放在古代，咱家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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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被夸的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劲地说：“哪有啊，我表哥，表姐，还有我小舅工作都很厉害啊，只不过是不同的人生选择而已。”

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可不是么，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到如今的20年代，我们家族几代学子，在就业的选择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许，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这30年间年轻人就业选择的潮汐变迁。

先来说说我小表弟的就业选择。

我的小表弟子豪，生于1997年，是我们家我这一代最小的孩子，也算是一个典型的95后了。

从小到大子豪都是一个爱捣蛋的孩子，因为调皮，小姨总被老师找家长，按他的性格，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人民公仆。

好在子豪够聪明，高考前一顿冲刺，考上了我们省的985大学，学热门专业法律，大学期间他玩乐队，谈恋爱，打篮球，做社团工作，也没怎么正经学过习，但大三又冲刺了一年，考上了本校的法律研究生。

他读大学的时候，受律政剧影响很深，总想当个律师，研究生时还特意跑来北京，去了一所著名律所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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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习没几个月，他就受不了律所的卷和压力离职了，和我一通抱怨底层律师地位有多低，工作时长有多长，赚的有多少，还和我说，通过实习，他深刻体会到了父母常和他叮嘱的两件事：

第一，工作一定要稳定

第二，一定要有一份受人尊重的职业

所以他毕业考公，进入检察院，也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考试能力很强，形象好，也会说话，他的笔试和面试成绩都名列前茅，现在刚刚入职，还在新人培训阶段。

但身边亲戚朋友的夸奖，和周围人高看一眼的眼神，都让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无比正确。

我问他，和你同一届的同学，毕业后都干嘛了？

他和我说，因为学的是法律，大多数同学走的都是体制内的路线，有和他一起考公，进入公安、法院、检察院这类政法系统的，还有进入工商税务系统，或成为各地选调生的。

再就是部分同学进入了国企的法务部门，也有继续深造读博和当中小学老师的。真正去律所当律师的，转行去了新兴行业的，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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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弟子豪一直都在我们东北老家学习和生活，他的同学毕业后，除了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大多数都回了各自的老家，或老家所在的省会城市，真正来到一线或新一线城市的人，少之又少。

用他的话说，为啥非得到大城市赚那么多钱，又卷又不开心，人活一辈子，图的是啥？

表弟这个问题，深深扎了我的心，因为我就是他口中，不知道图啥的“卷王”。

我10年在北京研究生毕业，比表弟早了整整12年，关于毕业后干什么？我当时远没有表弟想的这么明白，只是有两个模糊的想法：

第一，一定要留在北京；

第二，一定要多赚点钱。

基于这两个诉求，我的就业目标也十分明确，就是要找能解决北京户口的金融机构。

那时候在北京找份工作，不难，但找份好工作，也同样不容易。

我也是经历了各种笔试面试，在各种offer中比较来比较去，最后进了一家头部券商正式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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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们，最后也大都去了银行、券商、保险这些金融机构，还有一些去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上都是市场化机构。只有两个继续读博的同学，多年后在高校当了老师，现在已经快混成教授了。

现在回头看，进入市场化机构工作的好处是，薪酬有优势，工作环境相对公平和简单，个人成长也看得见。

当然劣势也有，别指望什么work&life balance，你随时都要工作，随时都要待命。我们就常开玩笑说，自己的24小时都卖给了公司。

这种工作节奏和氛围，身处其中的人，挺着挺着也就习惯了，在“卷”这个词发明之前，我甚至从没意识到自己，是否失去了生活，因为生活对我的回报早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想想看，我一个从东北小城来北京漂的穷学生，这些年升了职、加了薪、还赶上了买房的红利期，买到了自己的第一套和第二套房，娶妻生子，在这个残酷的一线城市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凭的是什么？

不就是比别人更拼命，比别人更坚持，比别人更卷么？

和我一样选择的还有小我四岁的表妹梦冉，是大舅家的孩子，这次也是带着娃回到老家看姥爷。

她和我一样，学生时代在北京读书，11年本科毕业就开始工作，从小公司的运营干起，误打误撞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后来就在互联网行业一直深耕。

唯一不同的是，她跳槽很频繁，基本上两年就要换一家公司，14年又从北京去了成都工作，彻底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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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她的生活大起大伏，经历过公司上市的高光时刻，手中变现了不少期权，但去年因为所在行业动荡，她也被公司变相优化了，现在赋闲在家已经快半年。

表妹心态倒是挺好，一方面，她踩中了这些年互联网行业的成长红利，薪酬一直不错，加上手中持有的股票，也快财富自由了，所以没什么生存压力。

另一方面她忙于事业，很晚结婚生子，现在孩子才不到2岁，也正想有一段完整的亲子时光。只是她父母始终耿耿于怀，觉得公司辜负了表妹。

在互联网行业干久了，看多了这种中年波折的故事，梦冉和我说，她越来越意识到：

一个人的运气和money都是守恒的，前十年用的太快，后面肯定得还，早还晚还都得还。

表妹的感慨，我79年生的表姐如君第一个表达了异议：

“还是得找个有持续成长潜力的行业，然后伴随行业一步步成长，哪怕行业成长的慢一点，你也能摘到行业的果实！”

表姐说的就是她自己，作为一个00年代学化工的大学生，她02年从杭州一所普通大学毕业，不是985211，也不是什么热门专业，但还是凭着自己的实力，拿到了上海一家快消巨头的offer，在外企一干就是20年。

这20年间，她跳槽过几次，每次跳槽都伴随着升职加薪，这次聚会我才知道，她已经是他们公司中国分公司的VP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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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起来当年为什么去外企，表姐也记不清了。只记得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白领”一族开始兴起，无论影视剧还是各种宣传，都把外企工作描述的光鲜亮丽、高贵体面。

的确，当年外企不仅工资给到高，福利待遇也绝对一流，我表姐毕业第一个月的工资，就超过了4000块，还有一年15天年假和各种完善的职业培训。

不仅是表姐，她们学校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把外企作为就业的首选。为了参加宝洁，联合利华这种top外企的宣讲会，他们都一起坐火车到上海的高校去蹭会，然后一遍遍地刷外企的笔试机经，找同学结对练习口语。

几经准备后，最后真正去了一线城市外企的，也占了同学中的一半以上，那时候说起考公考教，这些所谓的编制工作，基本上是一条别说名校生，就连他们这种非名校生也看不上的出路，大家都说：有能力的，谁会去那种地方浪费青春啊！

外企20年，表姐被训练的工作高效，表达得体，又fashion又年轻，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精英范。

就连她的一对儿女，也英语说的倍溜，一心准备以后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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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表姐也知道，这些年外企的光环早已不在，论薪资，比不上民企，论稳定，比不上国企，作为中国人，还有职业天花板，反正她是没法再往高升了。

但作为被外企深刻影响的一代人，她还是和我们说，她在舒适区里呆的足够久也足够自洽，不会想不开，再到大江大河里去扑腾了……

说到扑腾，绝对不能忘记我们家族里出现频率最低，但存在感最强的小舅了。

为什么出现频率低，因为小舅90年代大学毕业就去了洛杉矶求学，后来在美国结婚生子，早就成了正经米国人，好几年都不回国一次。

说到存在感最强，是因为在我表弟之前，小舅一直是姥姥姥爷口中所有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小舅佳明是69年生的，是姥姥姥爷最小的孩子，他没经历过哥哥姐姐们经历过的贫困波折和上不了学的磨难，一路从小学顺利读到了高中，当了12年的学霸，高考更是成了我们当地的数学单科榜眼，去了清华大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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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姥姥姥爷家里还裱着小舅当年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们二老逢人便炫耀一番，炫耀了整整30年。

小舅进入清华学数学后，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到周边老师同学西化风气的影响，他从大二起就开始准备托福GRE要出国，最终研究生申请上了洛杉矶一所名校，一路读到了博士。

毕业后，他在美国高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和导师出来一起开了一家数字化公司，再后来，公司被收购了，他大赚了一笔，就此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开始热衷于户外运动和修缮房屋。

几年前，我去美国旅游特意去看望他，他还给我展示了他自己修葺栽种的几百平米大花园，这于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更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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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好山好水好寂寞，但小舅在美国生活的并不寂寞，因为当年他清华的同学们，基本上70%都出了国，50%以上都来了美国。

虽然不在同一州同一个城市，但这些年他们往来一直很密切，他娶的妻子也是当年的清华同学，现在俩人身上一点看不出学霸的样子，简单的穿着和黝黑的皮肤，就像美国小镇普通的中年夫妻一样。

当然小舅离开中国太久了，也早就不知道，也不认可这30年间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变化了。

在他心中，出国读书，定居国外，始终是有选择有能力年轻人的首选。

外国的月亮虽然不一定比中国圆，但他在那里找到了他的伊甸园。

这就是我们一家三代5个人，30年间就业选择的潮汐变迁。

从30年前，90年代的大学生我小舅，到00年代的大学生我表姐，再到10年代的大学生我和表妹，又到了如今20年代的大学生我表弟，每个人都做出了最符合自己当下需求的职业选择。

虽然如今坐在一起，我们回过头来看，好像很多选择都稳稳踩在了时代的红利上。

但其实所谓红利，都是要花时间验证成功后再回溯，才能被称作红利的。

反而身在其中的人，当时大多无法分辨这个“选择”是机会还是风险，只是盲目地跟着大流往前走，是典型的“用脚投票”。

如果说真有一些什么在驱动他们的选择，我想，大概是以下几点：

第一，时代的趋势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痛苦，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机会。

从90年代起到现在，我们有幸赶上了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沾上了国运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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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90年代国家冉冉上升，一切亟待振兴，00年代，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10年代，中国的各类产业在内外动因下蓬勃发展，20年代，中国进入了增长的稳态……

这种国家形势的微妙变化，也引发了社会主流思潮的变化，让身处其中的人，出于自保，做出了最符合自己当下利益的选择。

我不由得想起近期在网上看的一个段子，说观测行业见顶的方式，就是看清华北大的就业。

2005年，清北毕业生纷纷去宝洁、联合利华，外企发展就见顶了；2008年，清华北大毕业生打破头去银行、移动等垄断国企，然后就限薪了；

2015年，清华北大毕业生纷纷去互联网，然后互联网泡沫就破裂了；2019年，清北毕业生去教培行业，然后行业没了。

仔细想想，这些描述，虽然戏谑，却不无道理。

毫无疑问，清北毕业生，是中国就业市场中最游刃有余的强者，他们有最强的议价能力去选择最有利于他们的就业岗位。可当大幕落下时，他们也无能为力。

这就是时代赋予每代人的危与机。

第二，家庭的潜移默化

国运影响思潮，家风影响格局，有时候，你会看到哪怕同一个年代的人，在求职中也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原生家庭的潜在影响。

比如，家里是官员的孩子，更倾向于当公务员，家里做生意的孩子，从小就热衷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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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实证明，原生家庭的影响一般呈现两极化倾向，要么极为认同，要么极为反感。当一个官员的孩子，极端讨厌父母的体制作风，宁愿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体户，我们也要接受。

总之，一切都是家庭惹的祸！

第三，对安全感和自由度的取舍和平衡

每一代人的就业求职，本质上都是在安全感和自由度之间做出的排列组合，你追求A，就必须舍弃B，你想得到C，就必须让渡D。

90年代我小舅那一代大学生，正处在学历增值的天之骄子时代，对自我的认同感和价值感都很膨胀，也更愿意去追求所谓的自由，所以出国、做生意，这些天高任鸟飞的扑腾式选择，是他们所向往的，反正年轻，就算失败了，大不了从头再来，作为高学历的学子，最后还有国家兜底。

反观现在20年代的毕业生，所面对的是大学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飞速跌落，和“学历通胀”的社会化常态，过去大量应届生分布的产业，受经济周期及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已经无法大面积提供就业岗位，在这种供需极不平衡的市场下，年轻人的求职路一再碰壁，只能先舍弃对自由的向往，奔个编制图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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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未来编制是否还是安稳的铁饭碗，是否要一辈子守着编制，这件事没人能说清楚。

毕竟，一个东西，只有抓紧之后，你才有资格谈“放下”。

好吧，和家里人聊了这么久，把30年间年轻人的就业选择聊了个遍，最后大家还是感慨着岁月不饶人，对过去种种一笑了之。

就像我大表姐说的：

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也总有一代人的使命，职业的起点和当前的位置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方向和速度，以及加速度。只要每一代年轻人还保持着中国青年优秀的革命传统“奋斗不息”，就不怕被时代的浪花打翻。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被浪花打翻了，你也要相信，这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多元性和容错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高，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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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听我表姐慷慨总结完，她15岁的女儿一边鼓掌一边抓紧补上一句：

“我可不要上班，我要灵活就业！”

好么，这看来是30年代年轻人新的就业风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