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那个 17 年前遇害的意大利女孩｜故事FM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006 年 7 月 25 日，也就是 17 年前的今天，一个女孩在北京街头遇害，第二天的北京晨报有这么一则报道：

昨天凌晨 2 时，一名意大利籍女子在经过朝阳公园时，被人用刀刺中胸部。她在跑出百余米后，最终倒在北京画院门口。随后，她被赶到的救护车拉到医院急救，不治身亡。

这个女孩叫宝拉·桑德里 (Paola Sandri)，遇害时年仅 29 岁，她生前最好的中国朋友阿一，上周给故事FM 投稿，希望在宝拉的忌日这一天，讲出和宝拉相识当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宝拉离世后，宝拉的家人对阿一的影响。

我是阿一，四十出头了，现在生活在上海。每年的 7 月 25 日，我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宝拉，无论是为她点蜡也好，还是跟她说些话也好。但我觉得今年是特别的，17 年过去了，我第一次在一个比较公共的平台说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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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

先说说我是怎么认识宝拉和 JP 的。

当年我在华师大，他们俩都是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学校会安排留学生作为我们的英语口语老师，JP 是美国人，他被分配到我们班，很快我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2000 年上下的时候，接触到外国人的机会是不多的。可能了解一些中国独立影像的人，会知道 JP，他的中文名叫史杰鹏，他做过几个跟中国相关的独立作品。

然后很快我就认识了宝拉，宝拉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她很开朗，但是很安静，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而且颜色非常漂亮，有点像伊丽莎白·泰勒。

■ 遇害前不久，宝拉在录制北京街头的声音

宝拉不像我当年我接触到的一些外国人，你能很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外国人。但宝拉很喜欢倾听，非常开放，中文也要比其他的留学生要好一些。

当年宝拉曾经给我听过一个磁带，是她去访问自闭症的儿童的一些录音。有一些对话她不太能听得懂，想让我帮帮她。

她一直对于社会问题非常关注。

当年二十出头的我，会很「愤青」，对一些社会问题摆出一种比较愤怒的姿态。宝拉经常很安静地先听我在讲什么，然后会说，「你知道吗？因为你是上海人，这是你永远不可忽略的一点。中国太大太复杂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因为当年我会非常简单粗暴地看问题。

毕业后，宝拉在 2004 年来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JP 离开上海以后去了哈佛，在 2006 年的时候，JP 申请到哈佛大学的一个影像基金，跟我商量说想来中国拍摄我爸妈下乡的北大荒农场的四十周年场庆。我们俩都很兴奋，双方就各自在筹备。宝拉那个时候在法国里昂第三大学读博士，她知道后也特别感兴趣，说她可以做声音的部分，就来中国支持我们做这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当时我和 JP、我妈妈一起从上海去到哈尔滨，我们跟宝拉是在哈尔滨会合的。

■ 宝拉和阿一在北大荒

■ 宝拉和 JP 与北大荒的居民一起吃饭

我还记得在哈尔滨的一个晚上，我们三个人在散步，宝拉真的太喜欢散步了。当时我们遇到马路上有一对男女在发生争执，感觉那个男人好像对那个女人有一些暴力的倾向。宝拉非常的敏感，因为我们俩是男的，她先提示了我们俩一下，然后就往前走近了一下，意思是看会不会发生什么，这位女士是否会需要帮助之类的。我和 JP 没有那么敏感，但是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当然那个事件没有下文，没有真正发生什么暴力事件，后来我们就走开了。但是在宝拉在遇害以后，我静下来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有很大的一个怀疑是说，「是不是宝拉在散步回家的路上也看到了类似的事件？」

在北大荒我们待了其实也就 10 天左右的时间，因为设备和其他一些因素，我们回到了北京。7 月 24 日那天晚上，我们一起聚会。吃完饭以后，去后海酒吧喝了一杯继续聊天，我提早离开了。

在走之前，我问宝拉说要不要送她一起回去，因为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 10 点多，比较晚了。她说，「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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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

第二天下午，我记得天气非常热。我当年有个伴侣是法国人，我们在空调房里待着。有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是一个警官。我现在还记得，对方问我说，「你认识意大利女孩宝拉吗？」

我说她是我朋友，然后对方说她「被伤害了」还是「被害了」什么的。

我蒙了一下，第一感觉是宝拉被伤害了，所以我问「严重吗？」然后对方说，「她被害了，人已经死亡了。」他平静地说。

我从那一刻开始感觉整个人是麻的，麻了很久。

我跟我的伴侣说了之后，我伴侣也是一愣，然后我们就立马赶去了警察局。我看到 JP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后面很多天，整个脸都是红的，就是血往上涌。我们在警察局的走廊等着一个个进去做口供。

后面的几天我陆陆续续地知道，宝拉是被刀伤害致死，身上有几处刀伤，在路上她奔跑呼救，有多少米的血迹这些事。

知道这些碎片式的细节以后，我就进入黑暗里了，不断地解构宝拉那晚面对的是什么，后来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哭。当时的伴侣跟我说，「我甚至会嫉妒宝拉，我希望被害的人是我。」

这些细节是在事发后不久我知道的，但是有极其漫长的空白期，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告诉了我妈妈，她也是非常的震惊。但当我妈略微冷静以后，她第一反应是说：「宝拉的爸爸妈妈很快会来中国，但是你先不要去见他们。」

我妈妈是一个母亲，她要保护她自己的儿子。她完全不知道对方会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妈就一边哭着一边跟我说：「你先缓一缓。」所以我就没有跟 JP 和另外的朋友一起去机场去接宝拉的家人。

JP 复述说，在机场远远地看到他们一家四口朝他走过来，各自对 JP 微笑了一下。

JP 说当他看到他们的微笑的时候，有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觉。也许是释怀，也许是放松。

宝拉的家人是在克制着自己的悲伤，不希望给宝拉的好朋友们增加心理压力。我觉得这个太少人能做到了，所以他们是我这辈子最尊敬的人，因为我做不到。

■ 宝拉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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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

我第一次见到宝拉家人是在宝拉的一个朋友家。去见他们之前，我用英文写了一个很简短的信，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刻我能做什么，我觉得做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唯一能想到的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想成为你们中国的儿子。」

看了我的信以后，宝拉爸爸颤抖地拥抱了我。因为语言不通，还需要旁边的朋友给我翻译。他一边哭一边跟我说，「你们还都这么年轻，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你们以后的路，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去年我和 JP 聊到这个事的时候，他说，「是宝拉爸爸救了我们，如果他们不是这个态度的话，我可能会自杀。」因为当天晚上最后和宝拉分手的是 JP。

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做彼此的陪伴，在一起点一些蜡烛。大家有的时候会默默地流泪，然后小声地谈一些话，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陪了他们几天以后，他们带着宝拉的遗体回了意大利。

当时还有 MSN，在 MSN 上我跟宝拉爸爸说，我是宝拉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我可以跟媒体联系，或多或少会给警方施加一些压力，会更快破案之类的。

宝拉爸爸很明确地对我说，「不用了」。第一，因为中国还有死刑，他们是反对死刑的。第二，如果警方真的因为压力着急破案，万一抓到无辜的人，这绝不是他们想看到的事。再说无论如何，就算抓到真凶，宝拉也回不来了。

我当时感受是很震撼的。我非常尊敬他，非常崇敬他。我们中国人说杀人偿命，尤其是做了父母以后的人，我妈妈在知道宝拉爸爸的态度以后，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完全理解的。

我觉得宝拉的父母是想让痛苦在自己这里停下来，不要传播下去。从他们的认知和原则来说，死刑是无意义的，痛苦停在这里，但是他们这一辈子都会怀念宝拉。

就像上一封宝拉爸爸的信最后说的，「她只是出现在了错的时间和地点，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但我知道宝拉的父母这么多年没有一次来过中国，这是事实，我也无法提出邀请他们来中国，我说不出口。

估计又过了好几年以后，可能是 JP 告诉我的，说他们打听到这个案子在警方那边已经关了，因为查不到凶手。所以我们没有抱什么希望了，不觉得这个案子还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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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生活

后来在 2008 年，大概事情发生两、三年以后，我在天涯论坛上非常偶然地搜到的一个帖子。那是目击者发的，帖子的名字好像是叫「北京一夜外国女子的惨叫声」之类的。

大致的情况是说，目击者看到有一个受伤的外国女子在马路上呼救，跑了 200 多米。旁边有车经过，因为是团结湖那一带是有辅路的。目击者看到车停下了，女子拍车门呼救，然后车停了一会就又开走了。

我还知道一个细节，不知道是不是确实的。我听说附近有一位保安看到了，但他看一眼就回去了，没做什么，真正的报警人是一位骑自行车的女性。宝拉被送到朝阳医院的时候，急救没用多长时间，因为失血过多，人救不回来了。

我当时看到那个帖子的时候，又一次陷入一个巨大的黑暗当中。

我就会经常想到鲁迅所说的「看客」的心理。但我的伴侣会劝我说，「你不要想这是中国人的问题，这种事情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因为人在一个公共空间，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最本能的就是先保护自己。」

我的伴侣劝我不要陷入到黑暗里面去，我觉得这说的是对的。这不是鲁迅所批判的那种「中国人的劣根性」之类的情况，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大量在发生。但确实我看到那个帖子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陷入到那样的一个黑暗当中的，后来慢慢走出来的。

宝拉出事以后，我 2007 年年初真正开始在北京生活，第一份工作是给电视台做节目。我们公司的地址离宝拉出事的地方非常近，我每天上班骑自行车都会路过那个地方。

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挺折磨的，但是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还能再陪她一阵。

■ 阿一带着花去宝拉出事的地方纪念

到了 2021 年，我有了自己的女儿，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宝拉爸爸。他特别为我高兴，说，「有孩子是不是一件特别开心特别幸福的事情？」宝拉的姐姐和姐夫在宝拉遇害后不久，也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所以他们有了三个特别可爱特别美丽的女儿。

我们终究还是朝着自己本该去的方向走，无论在哪个层面来说。

JP 也发展的蛮不错的，做了好几个作品，在很好的高校任职。他在疫情以前，每隔个一两年都会来中国和我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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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

应该是去年的 7 月份，JP 忽然在微信里发语音跟我说，嫌疑人已经抓到了！当时已经到了检察院的阶段，也就是说被抓到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靠 DNA 的比对，警察在北京的一个工地现场抓到的他。

爱哲：为什么 DNA 比对要这么多年？

我当时也去问律师，律师的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当然也都不是确凿的。

当年的物证是一直保留很好地保留着的，但是当时的技术达不到，包括大数据也达不到现在的程度，所以就变成一个悬案了。但是这几年，大数据的系统越来越完善，科技也越来越发达了。

我还看到文件里面有很详尽的 DNA 比对流程，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在刀上留下的是怎样的一个 DNA 的数据，然后比对他本人完全都是能对上的。

JP 大致跟我说了一下后，我很快就收到了宝拉爸爸给我写的邮件，他把他收到的信函之类的都转发给了我。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复检察院「要不要出庭，要不要提出民事赔偿」之类的，大概也就是一周之内的时间要做出这样的回复，给的时间很短。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通视频讨论。其实对于宝拉父母来说，决定来不来中国是很难的。

他们是反对死刑的，但是想见一下凶手，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真正能到法庭上，提出谅解，不知道是否会对法院在量刑上有所影响。

但我慢慢形成一个想法，我不想让二老来。我不知道他们来会面对什么，很有可能是重复的创伤。后面我会讲到，凶手的口供现在也拿在我手里，能看到他是怎么说的。如果在他们真的来了，面对是这样的（凶手撒谎泼脏水）的情况，岂不是又一次（打击），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的决定是对的，终究他们也是没有来。

然后他们通过意大利大使馆向这边的法院提出了不要求民事赔偿，也不参与庭审过程。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请求，不希望判（凶手）死刑，无论这个请求能否起到作用。

然后时间来到了今年的五、六月份，我得知了宣判结果：死刑，但是缓期两年执行。就是说如果在缓刑两年期间，对方没有犯什么别的错误，那就会改判成无期，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内会改判成 25 年。

对我来说当时最直接的感觉是：宝拉的爸爸妈妈可以放心了，（凶手）不会被判死刑了。

就在两周前，我收到了卷宗的全版。看卷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把它全部读完，大概需要花两个多小时。

对我来说，另外的一些目击证人的证词，我多少有一些心理准备，因为我在 2008 年已经看过类似的帖子了。但是一个最新的、最沉重的部分，是凶手本人的口供。

这个人是河南籍，文盲（卷宗原话）。他当年在北京务工，抓到他不是因为他自首，而是 DNA 的比对，因为凶器上留下了他的一些 DNA 痕迹。

他之前其实是有案底的，2012 年左右的时候因为猥亵妇女罪被判入狱两年。对于宝拉的案件，他说「06 年发生的具体事情我不记得了。我能记得的就是当天晚上喝了一点酒，带了一把用来削水果的 30 公分的刀，然后出去游荡。」

因为他当年在北京务工，是做装修工粉刷墙之类的，就住在案发的附近。他的口供说，首先不知道对方是外国人，然后他说对方是站街女，对方说跟他说，「玩吗？」他拒绝了，对方就开始骂他。他一冲动就把裤兜里的刀掏出来，给了对方几下，然后他也不知道对方是死是活，他也很害怕，刀就随处丢了，很快地拦了一辆出租车就逃离了现场，在四惠还是哪里一个桥墩底下待了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就返回了他的住处。

■ 06 年宝拉出事的地方

然后他又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后，回到河南老家。我还得知，他是 1979 年出生的，2000 年生过一个女儿，在 2006 年的当年生了一个儿子。在这件事情之后的那么多年，他一直平静地、若无其事地继续他的生活，直到 2012 年又犯了一起猥亵案，被判入狱两年以后被放出来，又继续平静的生活了很多年，直到 2021 年（再次被捕）。

他自己的口供语里说，「我请求宽大处理，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隐瞒，把我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了，我供认不讳。这件事是我犯的，我请求不要判我死刑，」

但他撒了谎。

他撒谎的目的是为了减刑，编造一个无中生有的谎言，往宝拉身上泼脏水。从这样的供词当中，我的认知是他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忏悔，他的认罪是为了自己不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是一种策略性的方式。

在关于死刑的态度上，我和 JP 其实讨论过。我们都很非常尊重宝拉父母的态度，但是 JP 跟我说，「你知道吗，其实美国也是有死刑的。」

爱哲：你希望是死刑吗？

我的一部分希望是死刑，我只能这么说。再有我现在也不明白，对于凶手来说，是否判他死刑就是最大的惩罚。我是无解的。

■ 阿一每年会点上蜡烛，放上他们三个的合影和宝拉的照片来纪念她

说句实话，我跟宝拉相识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我们也不是有大量的时间一直在接触。但是我经常会回忆我与她相处的一些片段。比如说，有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叫「神秘河」，宝拉当年跟我提到这个电影，说她特别讨厌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大概意思是，一个父亲的女儿被害了，然后她父亲用自己的寻求正义的手段，把他当年认定的凶手给杀害了，但事实证明他错杀了。

宝拉的原话大概是说，「如果你想花两个小时看一个特别笨的电影，你可以。但是这个电影让我看完了太生气了」。宝拉特别反对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事后回忆起她说的，我能理解为什么宝拉的父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如果宝拉在天有灵的话，应该也会支持她父母的选择。

据阿一了解，宝拉的家庭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并不是多么富有，但宝拉父母在宝拉过世后，在宝拉生前读博士的里昂第三大学设立了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支持那些对大中华地区做人文社科研究的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