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户力平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今天的京城又是高温炙烤的一天。一早,市气象台升级发布了今年夏季的第二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今年6月以来,北京的最高气温多次达到35℃以上,局地已达40℃,并首次出现70年来连续三天超过40℃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其实,北京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高温天气。那史籍中是如何记载的?人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法国19世纪汽船式风雨表,中间烟筒侧面嵌温度计。清宫旧藏 

乾隆八年最高温44.4℃如何测出?

而今,气象学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被称为“高温热浪”,也称“高温酷暑”。

“摄氏度”是目前世界上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温标,用符号“℃”表示,是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于1742年提出的。原本摄尔修斯的温度计是以水的沸点为0度,而冰点则为100度,后来才颠倒过来,并沿用至今。

中国古代有关高温天气的记载则较为模糊,常以酷热、炙热、炽热、晴热、极热、炎暑、炎日、赤日、热伏来记录,由此也就难以考证古代的高温天气到底是多少摄氏度。据《北京气象志》等史料记载,北京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高温天气,但元代以前有关记载极少,直到明清之后才逐渐详细起来。

明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中,有多次关于北京地区暑期高温的记载: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丁丑,炎暑炽热,都城门外少见路人,(护城)河水减半,草木遍黄,无以生机。”成化十六年(1480年),“时至四庚之日,暑热难耐,燕地皆赤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京畿“久旱酷热,诸谷焦枯,疫疠流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大学士方从哲上言:“日者,天时亢旱,雨泽稀微,赤日流金,土焦泉涸。”

清代北京也出现过数次高温酷热天气。清《康熙朝实录》载:“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壬午:今日值盛夏,天气亢阳,雨泽维艰,炎夏特甚,禾苗重蒿,农事甚忧,六月炎暑,自京师至关外热伤人畜甚重。”《乾隆朝实录》载: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京师盛暑”。六月初一日,乾隆帝谕:“近日京师天气炎热,虽有雨泽并未沾足,若再数日不雨,恐禾苗有损,且人民病暍者多。”《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癸未,帝谕:“京师自闰五月下旬以来,酷热非常,又形酷旱……”同年夏,“昌平大热。”《光绪顺天府志》载:光绪元年(1875年),“初四日(8月4日),极热,胜于往年,初五日(8月5日),热更甚,流金铄石矣。十五日(8月15日)晴热又如前。”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初八日(7月18日),北京天气“暵干可虑,毒热不可当。”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古代的高温天气有了比较确切的温度记录呢?这还要从温度计进入中国说起。康熙八年(1669年),传教士南怀仁制作了一架空气温度计进献给大清皇帝,并于1671年出版了《验气图说》,专门进行了说明,但其受到亚里士多德陈旧观念影响,设计的温度计存在一定缺陷,温标划分也没有固定点,只能测出温度的相对变化。后来,陆续有新式温度计被引入中国,被称之为“寒暑表”等。

南怀仁设计的空气温度计

据学者考证,目前,有关北京高温天气最早、最确切的数据记载,是清乾隆八年(1743年)法国人宋君荣(原名安托万·高比尔)测定的。宋君荣既为法国传教士,也是天文学家。他1723年4月抵京,在北京居住36年。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在中国科技史、古代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都卓有成就。

据《中国气象史话》载:清乾隆八年,从五月开始,华北地区就出现了罕见的酷热。七月二十一日,直隶天津镇总兵官傅清在给乾隆帝的奏报里写道:“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

而当时身在北京的宋君荣也在寄往巴黎科学院同事的信件里惊呼:“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

宋君荣关于1743年北京酷热记述片段

于是,宋君荣使用新式酒精温度表,以拉谋氏温标测量并记录了当时北京的高温天气。这种温标以法国科学家、昆虫学家拉谋命名,以水的冰点为0度,以沸点为80度。根据宋君荣所记录的数据,1743年7月25日下午3点半,北京的气温达到了35.5度(拉谋氏温度),折合成摄氏度达到了44.4℃。而在此之前从7月20日起,每日气温都超过40℃,7月26日早晨下了一场小雨,最高温度降低到31.9度,代表着这次高温过程的结束。

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普查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炎夏气候事件,明建文二年(1400年)后,酷热记载数量最多的首推1743年,也就是乾隆八年的夏天。这次酷热影响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5个省市所在地区,从酷热景况、炎热程度和危害之深重来讲,堪称历史之最。清代各类史籍对这一年的高温也有记述。如《清高宗实录》记有:“谕、京师自五月杪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岁。”清末王先谦所撰《东华续录》称:“六月丙辰,京师威暑。”

老北京应对高温有妙招

在没有电风扇、空调、冰箱、汽水、雪糕的年代,老北京人应对高温天气也有妙招。

旧时北京的胡同里多有水井,高温天气里人们喝的最多的是“井拔凉”,就是饮用从井里刚提上来的井水,带着阵阵凉气儿,喝上一碗,从心底感到凉爽。而过水儿面最受老北京人的青睐,刚出锅儿的面条往凉水里一放,将热气儿浸得一干二净,有的人觉得过一次水儿不够凉,还要过上二回,然后浇上三合油儿或芝麻酱,吃到嘴里那叫爽。

早年间京城有冰窖,冬天将冰块储存起来,夏天使用。遇有高温时节,一些人喜欢将西瓜放在冰上个把时辰,美其名曰“冰镇西瓜”,然后再吃。买不起冰的,就把西瓜放到篮子里,然后用绳子将其顺到井里,让冰凉的井水把西瓜泡上个把时辰再提上来,那西瓜被井水镇得倍儿凉,切开一吃别提有多爽了,从嘴里凉到心里,浑身的暑热也就消了一半儿。

“天棚”遮阴可以说是夏日里四合院的一景。一些院子宽敞的人家,到了立夏便在院子里搭起棚子,俗称“天棚”。“天棚”一般要比东厢房和西厢房高一点,棚子顶上和四面留有天窗,白天在棚子下面纳凉,晚上把天窗关上,可以在里面睡觉,特别凉快。“天棚”一般支到立秋,天一凉就撤了。旧京专门有从事搭“天棚”的棚铺,越是天气炎热,生意越多,故清“竹枝词”有道:“绿槐荫院柳绵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揭疏棂糊冷布,更围高屋搭凉棚。”

过去在北京城(今二环路)外,有许多明清时的砖窑关张后留下的大坑,经年积淤雨水形成较大的水塘,俗称“窑坑”,而城墙外便是护城河,雨季时水量十分充足。炎炎夏日,人们热劲儿难耐时,就纷纷到窑坑或护城河里游泳,俗称“窑坑泡澡”“护城河泡澡”。特别是遇到高温天气,到窑坑与护城河里泡澡的人特别多。

院子里睡“凉席儿”也是一种降温方法。高温天气使人难以入睡,于是有人将炕席拿到院子里,用凉水冲刷或用湿布反复擦上几遍,直到凉爽了,再躺在上面儿,美其名曰睡“凉席儿”。由于上面水汽较大,人躺在上面不粘身子,感到很凉快。

北京四合院的建筑形制有利于通风纳凉。周大庆编制 北晚新视觉供图

过去无论是四合院,还是大杂院,都有个大门道,因南北(或东西)畅通,夏日里小风儿一吹,特别凉爽,所以成为人们纳凉的好地方。白天多是大杂院里的大妈、大婶们聚在大门道里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纳凉风儿,俗称过“穿堂风儿”。到了晚上,多是院子里的老爷们儿在大门道里铺块凉席睡觉,也谓之过“穿堂风儿”。如果门道进深较大,能睡上三四个人。

老年间京城的街巷口或胡同里有不少的古树,以槐树居多,因树冠大,树阴儿也大,特别是烈日当头时,浓荫下却很凉爽,由此成为人们夏日里纳凉的好地方。尤其是高温天气,树阴儿下没有断人的时候,俗称“乘阴凉儿”。邻居们有的聚在树阴下聊天儿,有的下棋,有的铺块油布(为防水、防潮而用织物浸油制成的布)或凉席就睡在树下。

四合院内 北晚新视觉供图

入夏之后天气转热,人们要把房屋外面或里面活扇的窗子吊起来,然后将纱屉子上的旧纸、旧纱扯去,糊上新的冷布。其实冷布实为一种纱布,老北京人多称其为“窗纱”。名为“布”而非“布”,非“纱”而似“纱”,是用木机织的一种窗纱,单股细土纱,织成孔距约两三毫米大的纱布,再上绿色浆或本色浆。干后熨烫平整,用来当窗纱糊窗,既可通风透气,又能挡住蚊蝇进入室内,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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