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观点：保卫“日日新”：一群家长和他们守护的“理想”教育

2023年2月6日，日日新中学部的教师办公室，里面挂着美术老师创作的敦煌风格画作。（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图）

(资料图片)

理想的学校

孩子们在树下奔跑，老师们也在树下奔跑。

北京郊外的黄昏让人有气温回升的错觉。落日下沉，橙黄色的光线流淌到树间，麻雀、戴胜和拖着宝石蓝尾巴的灰喜鹊都站不住了，从一个枝头，蹦到另一个枝头。

日日新学堂所在的小沙河村是知名的观鸟圣地。几只燕子在教室走廊里衔了泥搭了窝。孩子们看着小燕子栀子色的嘴试探地伸出，纷纷捂住自己的嘴，“太美了”。

校长大车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些燕子每年都要飞到南非过冬，到春天再次出现。

夏天，果园里枣树、杏树、樱桃树、核桃树、山楂树、柿子树都枝叶繁茂。孩子们在树下奔跑，老师们也在树下奔跑。

初中教学楼落成那年，一群来自南方的学生曾漂泊至此。极少人知道他们为何而来。白天，大家一起上课、吃饭、在秋日的果园里放声大笑。晚上，他们则住到离学校不远、一个体面的酒店里。

一个月后，这群师生离开。了解内情的人形容，“孩子们过的是游僧一样的生活”。

那是2019年，“游僧”们原本在深圳终年温暖湿润的梧桐山里拥有一座精致小巧的校园，草地上散养着几只被毛雪白、头脚纯黑的萨福克羊。

漂泊是一种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始终和公立学校相关，那么他将无法理解，在中国，还存在这样一种学校，他们对传统教育方法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枕边书是宣扬尊重儿童的《爱和自由》。他们反感应试、繁重的课业和通用教材，并尝试用一种他们认为更理想的机制去替代，最终的呈现会因流派的不同而多种多样，包括自编教材、做木工、山中徒步，或是备受诟病的阅读四书五经。

这种被称为“创新小微学校”的教育生态，兴起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校方并不担心生源，有些学校甚至只有一两位学生，通常是“校长”自己的孩子。也不担心教学资质，大多数学校能找到资质挂靠。他们“不主动找教育部门，也不希望教育部门找上门”。

甚至不担心断水断电。在2013年首播的纪录片《盗火者》中，一个无法享用水、电的学校，在家长们的帮助下，靠五台太阳能发电机和山谷的溪流默默存活。

一旦失去土地，想要存续下去的学校会采取名为“游学”的方式，辗转于各个创新学校之间，与当地学校交流，借用教室上课，直到找到下一片乐土。

2023年2月1日，日日新校长张冬青在一棵学生们用旧衣服装饰的树下。（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图）

日日新的另一位校长张冬青曾与“游僧”们惺惺相惜。

那时学校欣欣向荣。有观点认为，在中国达到规模的创新小微学校中，成立于2006年的日日新是第二所，鼎盛时期，在校教师有八十余名、学生四百余人。在“游僧”到来的2019年，日日新已经获得稳定的投资，投资方收购了所有创始人的股份，花大力气解决了办学资质，并购置燕郊和美国普林斯顿的分校区。

资方表示，作为一种教育模式，日日新未来要推广到世界各地。

危机来了

这些人为了让孩子能上日日新，曾把北京市中心的房子通通甩卖。

可南方周末记者到访时已是晚冬，光秃的果树树叶凋敝，水和电也没了。

距离“游僧”们的来访已过去三年多，张冬青的同情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三年里，形势急转直下。与资方不和、学籍问题、土地性质，所有创新学校在解散前夜会遇到的问题，日日新都碰上了。

最近一次危机发生在2023年1月6日凌晨。在房东告知学校土地已被纳入一项自主腾退项目后不久，日日新的变压器被人为破坏。校方四处奔走，但直至最近，供电都没有恢复，提供电力的是两辆供电车，每小时320元。

春节期间，在北京寒冷、漆黑的冬夜，两位校长出现在直播镜头前，他们再次畅谈教育理想，观众大多是支持的家长。

在学校公布的资料中，日日新家长中包括官员、大学教授、企业家、律师、医生和国家媒体从业者。这些人为了让孩子能上日日新，曾把北京市中心的房子甩卖。如今，他们放下工作，动用所有关系去收集信息、选出代表与对方谈判，时时刻刻出谋划策。

开学前，一位女性家长带着保姆和两个孩子，急匆匆地来问张冬青，还需要多少投资？

两位校长并未表现得太过担心。张冬青永远笑眯眯的，灰色调的穿着，走路、说话平缓而轻盈，保留着多年前在高校任教的形象。大车的脸庞覆着狮子鬃毛般的胡须，眼珠却咕噜转，像个小男孩。

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某个夜晚，学校长达1200米的围栏被人悄悄拆除。

日日新要保卫的，是他们的第三个校园。2006年，学校创校于北京北郊昌平区回龙观一处三居室，2009年迁到更北的小沙河水库附近。

2012年，学校迁至如今这里，租约签到2029年。它位于一片150亩的果园之中，中间的平缓土地被开辟出池塘、教舍和一片被称为“UFO土坑”的球场。多亏了树和起伏的地形，当挖掘机经过门外正在自主腾退的小沙河村时，校长办公室里几乎听不到丁点响动。

2023年2月1日，日日新的校园内，一片被称为“UFO土坑”的球场。（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图）

很少有人一开始就体味到这种被自然包裹的美感。来听招生会的家长有时会被吓跑。一道生锈的大铁门推开，系着花色围裙的阿姨，会把家长引到连片裸露红砖的平房前，说，“教室到了！”这让他们回想起在北方农村度过的艰苦时光。

至于那些没被吓跑的人，则在一次次危机中“保卫”着日日新。

“抢”回学校

这位清华毕业生称，此前从没见过“逻辑如此缜密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委会只是负责收集意见、组织几场山间徒步，和每年一场草地音乐节。直到2021年，一个团结、高效的家委会出现了。

当时，投资方出于对形势的判断，决定砍掉日日新的幼儿园和初中部，把小学部打包“卖”给另一个学校，“至于张冬青和大车，愿意去也可以去”。这遭到了家长们的强烈反弹。

最剑拔弩张的时候，每天会有六七位家长聚在校门口“护校”，以确保资方的人进不来。一位曾驰援武汉的医生，硬是挤出了半天时间。

2021年9月27日，在小沙河水库北边的一个生态园内，日日新前家委会负责人李迎波召集了一次会议，来了170多位家长。

“平时接孩子时，妈妈比较多，那天爸爸来得多。”李迎波记得，那天，投资方列举了若干学校“一定办不下去”的理由，其中就包括学校土地是村集体用地，未来将涉及自主腾退。家长们并不买账。

资方一走，家长们就决定以自愿报名的方式，选出谈判团。

参选者登上平日用来举办婚礼的小舞台演讲，介绍自己的竞选理由。定下13人谈判团后，李迎波认为还需要选出5人核心组。家长们于是又设计了一个“排序复选法”量表，针对每一位候选人不同维度的能力打分，“这个分数不是直接相加，还要经过一套复杂的加权计算，才能确定最终得分”。

现场异常喧闹，但每个人都严肃地对待这场选举。5人核心组的一位家长回忆了一个细节，她自己当时并不是家委会成员，所以后来又专门补选为成员。

除了核心组，还存在一个影子幕僚团。里面包含体制内人士、企业家、教育家等一众“洞悉事物规律，能量很强的人”。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家长形容：“天塌下来了，本来以为要砸到我了，一抬头，发现周围的人嗖嗖站起来，全都是高个儿。”

“高个儿”们分析形势，制定策略，让对手的每一步都走在预判的轨道上。“原本参与的兴趣寥寥，但看着他们，深深折服了。”这位清华毕业生称，此前从没见过“逻辑如此缜密的人”。

为了让谈判团能充分体现家长们的意见，李迎波还遵照罗伯特议事规则，设计出一套家委会动议、附议、决议的文件。比如议题表决时，正反两方都需要表决，文件特别强调“不可以表决后，发现已经达到表决额度的要求，就认为没有表决另一方意见的必要”。

和资方的谈判过程中，甚至出现过一种可能性——把日日新以1000万的价格卖给家长们。有家长顺势提出，可以成立基金会，“让日日新成为中国第一个家长管理的学校”。

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一些人觉得，卖给另一个学校也挺好，起码“更稳定”。一些财力雄厚的家长也冒出来，希望凭一己之力“把整个学校买下来”，渡过难关。

家长们最终把学校“抢”了回来，资方同意以较低的价格把股份卖回给两位校长。一些家长至今仍说，“没有冬青大车的日日新，我们不要。”

2023年2月6日，寒假，张冬青在停电的校园里巡查。（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图）

而2023年初的这一次危机，家长们送来的物资堆满了校长办公室，水、食物、山地取暖炉。连已经毕业的学生，也跑回学校为校长鼓气。

那些“高个儿”们，则再三找官方核实：学校所在地块到底有没有拆迁文件？真正的搬离期限到底是什么时候？

回龙观风格

那位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一口咬定，这是全北京最像欧洲小镇的社区。

了解的人清楚，日日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由“家长”管理的学校。

最早，几位创始人是为了解决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到了2023年2月，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都有家长来学校聊天，有一位家长甚至会在图书馆整天整天地看书。

这是一种“回龙观风格”。

按照张冬青的解释，很多东西都可以视为这种风格的呈现，包括质朴的校舍、理想主义者的乐观，以及一种被称为“家长互助式”的权力结构。

张冬青和大车是一对夫妻，也是回龙观的第一批居民。从2006年至今，日日新的办学地点一直围着回龙观转。

在很多年里，回龙观顶着“亚洲第一社区”的名头，直到另一个大型社区天通苑崛起。毗邻中关村，回龙观吸引了一批北漂的知识分子和IT从业者，他们的共同点是，“只买得起回龙观2400元/平方米的房子”。

在回龙观，真正火热的地方名叫“回龙观社区网”。这个诞生于2000年的论坛，曾是回龙观社区民选的业委会发挥自治功能的重要场所。2003年，一位名叫聂海亮的回龙观居民，参与了昌平区的人大代表选举。当时，论坛号召居民在规定时间内到居委会登记选民资格，落款是“回龙观业主维权小组”。5年后，时任北京市安监局副局长常纪文也在论坛里征集政协提案，他的网名叫“回龙观的新农民”。

张冬青并不热衷网络，丈夫大车的名字则在论坛里响当当。

两人在原北大分校（今北京联合大学）中文系相识，毕业后张冬青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工作，她始终是老师的样子；大车则到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京剧》当编辑。

大车真名叫王晓峰。在回龙观论坛里，他的名字叫“无将大车”。名字取自一首先秦诗歌，意思是“不要推那沉重的车”。南宋的朱熹觉得是“行役劳苦而忧思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大车钟意的是，“这四个字念起来气势汹汹”。

那时的回龙观人热爱真正的交流，但交流内容大多“务虚”。他们在街头、咖啡馆、儿童画室或者某个客厅频频碰面，讨论各式各样的话题。大部分时候，他们讨论的人生困惑，无法从年纪相仿的回龙观人那里寻得答案，交流的收获只是感受到彼此“都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

不少新产物诞生于这样热烈的沙龙讨论当中。比如一个体育俱乐部、一个儿童阅读空间，以及一次次郊游活动——为了实现最小的碳排放，那些家庭还会拼车出行。

有一次，张冬青陪父亲在街道上散步，成群的孩子在游戏，没有比初中生更大的孩子了。那位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一口咬定，这是全北京最像欧洲小镇的社区。

北漂们养育的孩子不少，但21世纪之初的回龙观并没有很好的公立学校。这也是后来华德福、芭学园、紫水晶等一众创新学校在附近涌现的原因。

日日新学堂的第一个教室所在地，北京回龙观田园风光雅苑小区。（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图）

在张冬青讲述了很多次的故事里，2006年8月30日，新学年开学的前一天，经过了一个春夏的讨论和拉锯后，一个最终由4个家庭、4个孩子组成的学堂在一位北京邮电大学女教授的家中宣告诞生。

学堂带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

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每节课30分钟，包括有书法、经典诵读、语文、数学和体育。后来成为日日新招牌课程的文字汇解也诞生了，老师依托《说文解字》和《尔雅》，讲解甲骨文，让学生逐步接触汉字的造字法。艺术家陈围，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担任日日新的美术老师，象征性地领取微薄工资，而他的画作曾在国外的画廊卖出十几万元。家长们自筹经费办学，找了一位下岗女工做生活老师，任课老师寄宿在张冬青家。

到第二年要给老师缴纳社保时，他们才想到，要成立公司。

社会转型产物

“应试教育是社会的产物，要结束它却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2013年4月，在清华大学读博的任杰慧得到一个机会，拥有260多个学生的日日新，答应她的调研请求。

这个举动非比寻常。学校刚起步的那几年，媒体蜂拥而至，几乎是一夜之间，媒体开始讨论这是否违反义务教育法，创始人们随后拒绝一切来访。

任杰慧曾在安徽某省级师范高中担任语文老师。她很年轻就拿到高级职称，并自认为是有创新教育理念的人。她充满好奇——究竟什么样的家长会选择创新教育？

同年8月，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学在民间：在家上学&多元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包括大车在内，与会的170余位代表通过了“在家上学北京共识”。“共识”中有对家长的调研。数据显示，在家上学排名前三位的省市依次是广东、浙江和北京，这群家长大部分是本科学历，家庭月收入集中在5万元以上和2万元以下两个范围，研究者分析，后者很可能是“不得不选择在家上学”。

对创新教育的需求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分不开。任杰慧针对日日新144位家长的调研显示，这些70、80后的家长都属于中产阶层。他们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一部分人有出国经历。他们掌握一定话语权，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经济上是消费的主力军。种种条件塑造了他们，也让他们反思自己经历过的公立教育。

一位家长告诉任杰慧，正是因为对社会转型和自己的发展有很多后顾之忧：“（孩子毕业后）可以创业，可以去国外上学，上个二、三流学校也没关系。我不想花费太多代价去换一个名牌大学的光环，而让孩子失去想象力、创造力和个性的发展。”

在当时任杰慧的观察中，日日新的很多孩子“是被公立学校扫地出门的”。他们中有爱打架的，有捡到东西就觉得是自己的，还有人会把盛开的鲜花捏碎。

而她发现，日日新的老师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特别。

张冬青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刚入校时，女孩十分内向，不跟任何人说话，谁靠近，她就躲起来。老师们达成共识，先不干扰，并为她安排了一个靠后的座位，课堂上也不让她发言。夏天难免有苍蝇，女孩不忍心打苍蝇，于是这个班规定，如果有苍蝇，打开窗户轰出去，谁也不打。

女孩渐渐会和老师小声说话了。戏剧节时，大家考虑给这位内向的女孩安排什么角色。最后，她开心地演了一棵树。

2023年2月6日，为了迎接开学，日日新学堂中学部执行校长朱志强请学校老师为他理发。（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图）

但如果知道这些老师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的，又会让人“大跌眼镜”。

任杰慧发现，当时学校的六十余位老师，有31人不满30岁，大部分非京籍。相较于公立学校的层层考核，日日新老师的面试极其简单，只需要和创办人聊一聊，2012年之前甚至没有试讲环节。

更重要的是，这群老师的待遇远远不及公立学校。

这看上去并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公立学校待遇更好，吸纳了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们却认为公立教育问题重重。

“公立学校有很多结构性因素，让老师们没办法展现对孩子的爱。”“结构性因素”包括人数。任杰慧解释，她在中学任教时，当地学校曾有一个班招了108个孩子，“老师有可能对每个孩子都说‘我爱你’吗？”在日日新，每班不会超过20人。

更大的问题在于对“好老师”的定义。在公立学校，“职称、奖金、绩效，都与成绩绑定在一起，好老师意味着好成绩”。

而那位创始人之一的北邮女教授，曾这样回复网友，“应试教育是社会的产物，要结束它却需要相当长的过程。等不及了，改造不了大环境，就营造个小环境！”

家长们是谁？

一位女演员甚至已经是公立教育的赢家，她的大儿子在哈佛大学念社会学。

为了心中的理想教育，这群“高个儿”家长不惜一切打造出一个自己的“小环境”——这往往被描述为创新教育受众家庭的画像。

不过，日后这些日日新家长，大多并不属于“回龙观人”——BBS时代那些北漂知识分子和IT从业者。他们经由朋友的口口相传知道这所独特的学校，又或是在一些创新论坛、沙龙上，认识了大车和冬青。多数人最初先是和朋友来听招生会，有人还会要求要听一段时间的课，听完课，他们还会写下长长的朋友圈，分享自己受到的创新教育冲击。

但高学历背景的中产一定会更中意创新教育吗？一位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家长并不这样认为，“我周围的高知家长，都还在公立学校里卷着呢”。

起初，人们会觉得，这些家长或许有不愉快的公立学校体验。

这并非实情。他们的童年在北大校园、玉渊潭公园或者眺望着钓鱼台国宾馆的外墙度过。有人在部委大院长大，一路上的是顶级的公立教育，“每一位老教师都风度翩翩”。有人是西城区的“卷王”，平时逃课，考试前猛看书，“只是为了赢”，就能轻松考上清华。有人则在日本完成基础教育，被日本老师说是“问题少女”，但也与老师结下深厚的友谊。

他们没有生活吗？

错了，他们是文体活动的佼佼者，还是交叉领域的拓新者，大多都曾迎来或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时刻，当一群理工科的父亲聚在一起，聊的是《爱弥儿》和《童年的消逝》。

他们甚至是公立教育的赢家。一位女演员的大儿子在北京完成公立教育，如今在哈佛大学念社会学。但在一次饭局上，这位女演员注意到一个日日新的小学生。

“那个女孩独立，又主动。大人们点菜，她会提醒‘别点太多，会浪费’。她吃完了，就向我儿子请教如何上哈佛。后来又一个人看书。大家离席时，她静静地去找服务员，要求打包。”这位演员母亲，因此决定把老二送到日日新。

她还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一位好友的孩子，此前曾在深圳数一数二的学校上学，孩子很聪明，只是不爱学习。某次考试前，他突然想努力一下，于是考了八十多分。

他没等来老师的表扬，而是被问：“你该不会是抄的吧？”

这个孩子再也不想学习了。在一次家庭旅行中，这位演员母亲注意到，孩子一直在抓手臂，说自己很痒，“现在回想可能压力真的太大、太大了”。没多久，好友要到北京读博，她建议对方把孩子送来日日新。

试读一周后，大家问这个孩子，想不想留下。他回答，一定要留。

孩子给的理由很简单：“我在这里，活得像个人了。”

2023年2月6日，北京，日日新的教室。（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图）

这群家长们，步入中年后，他们开始重视心灵的成长，并最终体现为对孩子的宽容。李迎波按照星相学分析女儿的性格，知道她在某些方面会极其固执，甚至会带给她不少麻烦，“但我尝试让孩子了解这一点，并坦然接受”。

这些人身上伴随一丝冒险的气质。北京某所著名的创新教育学校对自己的家长群体做过不少研究，他们透露，选择该校的家长有一个突出的特质，他们曾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并因此获益，愿意尝试。

一位生意一度做得颇大的家长依稀记得，把老大送进日日新时，他的想法是，“要选择最好的幼儿园”。然而际遇起落，到老二上学的这两年，一家人已经搬到郊区，日日新此时成了不得不的选择。另一位家长，也正经受着行业的不景气。

当这些人拿着《爱和自由》，向其他家长输出创新教育的理念，说要让孩子获得尊重和真正的爱时，现实主义者给他们的批评是——

“你们都被洗脑了。”

另一个极端

当家长们掌握主动权之后，他们想要的东西更多了。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面对公立学校，这些家长觉得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尊重，孩子被送到一条工业化的流水线；到了创新教育学校，家长可以通过家委会，甚至直接向老师表达自己的想法。

最终造成的情况是，每个家长都在提意见，老师们要不要听？到底该听谁的？

家长展秀真回忆，曾有一段时间，日日新使用的教材来回变动。这让不少家长颇有微词。但她知道，这些变化或许并不是老师的意志，而是来自不断提出意见的家长。

哪怕是展秀真自己，也曾和老师反映对英语阅读的意见。根据日日新的课程体系介绍，英语学习强调的是“以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为主线”，“听”和“说”较少涉及。展秀真认为“这不太科学”。

这甚至不是日日新一个学校的问题。当家长们掌握主动权之后，他们想要的东西更多了。

据媒体报道，大理的内明学堂，曾因财务分摊、话语权等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曾有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一句总结：“搞教育的都有自己的理想，理想主义者彼此之间不能相容，见面能客客气气就已经算不错了。”

“现在新教育的流派很多，每个家长都看过类似的书，都想实践那些理论。”张冬青说。

但相比教学，眼下日日新最棘手的问题是搬迁。

很多学校在搬迁的过程中支离破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曾表示，“创新教育的挑战有两点，办学者的智慧和如何与政府打交道。”2013年开始，作为创新学校西南阵地的云南大理，苍山学堂因租约问题被迫搬迁，那美学校关停，而网红的猫猫果儿学校，也曾因土地问题停课。

而最初围绕着回龙观诞生的那些创新学校，大多也已离开。芭学园的多个园区都经历过搬迁，从六个缩减为两个，紫水晶幼儿园则搬得更早。至于那群南方来的“游僧”，在重建校园一年后，宣告解散。

在北京，从北大附中一块高中生秘密基地里成长起来的探月学院，也搬过五次校区，搬迁的原因之一，就与教委对学校场地的要求有关。

不过，杨东平认为，“改善环境是有可能的，我们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按校方和家委会的说法，此前，房东一直承诺会支持日日新办学，而2022年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时，也没拿出相关文件。

但按照北京12345在领导留言板的回复，学校所在的渥丘园项目于2019年已完成签约并签署土地使用权解除协议，截至2022年7月，校方仍未搬离。沙河镇相关工作人员多次与该校负责人沟通劝导，帮助选址，督促腾退。负责人多次承诺搬离，并签下承诺书，均未执行。为确保重点工作如期推进，沙河镇党委、镇政府将视情况启动强制拆除。

大车的说法是，腾退协议是房东签的，在2022年8月之前，学校并不知情，此后则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校址。如今，他希望“争取在2023年9月开学前搬离”。

2023年2月6日，寒假，北京晚冬的夕阳下，日日新学堂空无一人的食堂。（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图）

家长透露，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昌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曾试图做家长的工作，“他们想让我们分流，并提供了好几所学校供选择”。

家长们更愤怒了，“我们放弃西城、海淀的学位，就是为了分流去你们昌平的学校吗？”

离开日日新

选择新式教育的人，就好比“坐五月花号去北美大陆，冒着巨大的风险”。

任杰慧调研时被人视为“问题孩子”的那些学生，后来去了这些地方：北京四中、八中、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等学校。再大一点的则到了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伊利诺伊香槟分校、纽约大学、华盛顿大学等。

但家长们不是都说了吗？他们的目的不一定是去名校。

那些曾在日日新上学的人，他们最大的收获，或许是感受到真实的爱。

在郑州读大一的傅子涵得知学校断电后，马上去安慰她的好友“石头”——冬青和大车的小女儿。傅子涵用“压抑”形容进入日日新前的自己，她向石头学会的第一件事儿是，小孩原来可以站在座板上荡秋千。她也永远记得自己某次受伤后，从学校最胖的那位老师到门卫大爷，都焦急地问，“伤得重不重？”

她还记得，一位叫陈晓的同学，能记住班里每个人的生日。不管哪一位同学过生日，她都会自己在家做一个蛋糕，第二天带到学校给他。自此之后，面对自己在意的人的生日，傅子涵都不会仅仅说一句“生日快乐”。

只有用完整一生观察孩子的成长，才能确定自己的教育理念是否准确无误。眼下的日日新家长们无疑还在那艘五月花号上，没有抵达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