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前夕，政协委员关于“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提案”引发舆论激辩。
据多家媒体报道，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在提案中建议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由现行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并导致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紧迫现实危险的”，以充分考量“醉驾”入刑现实操作的可行性和司法资源投入情况，适当提高入罪门槛，降低犯罪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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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评论文章梳理道，其实，不仅是皮剑龙委员，也不仅是今年，近年的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修订醉驾入刑标准。比如，去年著名法学家周光权提出“醉驾每年让30万人入狱”，严重占用司法资源。而对于这些修订醉驾入刑的建议，网友很多时候并不认同，甚至提出了激烈的反驳。为什么在醉驾入刑十多年之后，专业法律人士和普通网友之间形成了如此大的意见反差呢？提出修订建议的法律人士又在担心什么？
有媒体赞许：正当其时
红星新闻上述文章称，2008年，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等多起惨烈醉驾案发生，公众纷纷呼吁加大对酒驾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推动形成修法共识：当年刑法只能在醉驾酿成惨祸之后做出事后处罚，而醉驾本身只是行政违法。于是，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规定醉酒驾驶本身就可以构成犯罪。而且为更好发挥震慑作用，当年宣传时更多强调的是“醉驾一律入刑”。但是，醉驾入刑十多年之后，也出现了很多当时没有想到的现实问题。
该文章梳理道，首先，危险驾驶犯罪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犯罪”，严重占用司法资源。2022年两高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危险驾驶罪案件34.8万件，占全部刑案的27.7%。也就是说，醉驾案竟然占到中国所有刑案的近30%。自2019年来，该罪名连续四年超过盗窃罪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罪”。这带来的问题就是，司法资源被严重挤占，包括警方的办案资源；检察院的公诉资源；法院的审判；以及看守所、拘役所的关押资源。这并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基层司法人员不胜其烦。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醉驾入刑似乎没有起到预定的杜绝醉驾的作用，相反犯罪量仍高居不下。所以，相关法律学者、律师从犯罪治理的角度认为，既然醉驾入刑起不到有效杜绝作用，不如实施更精细的处置，以减轻司法资源压力，也可以减少“一步入刑”之后对当事人失去公职、“犯罪记录挂一生”、“影响三代”的严重冲击，提出的相关建议包括：提升醉驾的血液酒精浓度标准；探索附条件不起诉；明确缓刑适用条件，提高缓刑适用率等等。
“但是，相当多的网友对这些建议并不太认同，更欣赏零容忍乃至一刀切”，文章提到，网友们对于任何对现行规则的放松、从宽、加大自由裁量空间，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担心这些“松动”会成为司法不正当的操作空间，甚至导致“有权势者”不受醉驾入刑的硬约束，而成为司法腐败的温床。
这篇文章最后总结道，法律代表人民意志。醉驾入刑十多年，成为了“中国第一大犯罪”，很多副作用是当初立法时没有考虑到的，是不是需要调整，其实应该通过更充分的讨论，形成共识，这是开门立法的应有之义。
齐鲁壹点刊发的评论文章肯定了这一建议的探索意义。
文章认为，基于当前机动车以及驾驶人员持续增多的背景，废除醉驾入刑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但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缩限危险驾驶罪的打击范畴，倒是有一定的探索价值。
该文称，部分地区司法机关对醉驾人员进行从宽处理，也印证轻微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不大，不需要判处刑罚。那么，不妨直接从法律层面放宽醉驾入刑门槛，如将构罪的血液酒精含量从80毫克/100毫升提高到100毫克/100毫升。而一些将“醉驾导致不能安全驾驶”作为判断标准的观点，显然缺乏可操作性，且容易导致暗箱操作。这一看似微小的变动，也将一定程度上降低打击面，节约大量司法资源。但同时应加大对“酒驾”行为的处罚力度，以严厉的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制裁，毫不放松对“醉驾”“酒驾”行为的打击态势，有效维护公共交通安全。
红网评论文章则亮出了鲜明的观点。
这篇题为《提高“醉驾”入刑门槛正当其时》的文章指出，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的建议，并非开法治倒车，提高“醉驾”入刑门槛，不仅节约宝贵的司法资源，也体现法治人性化，可谓正当其时。
文章称，危险驾驶罪成为“第一大罪”，就显得十分尴尬。一方面，在“醉驾”入刑案件中，尽管属于危险驾驶，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但大部分并没有引发安全事故，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仅因为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就被处以刑事处罚，有失公允；另一方面，庞大的“醉驾”入刑案件，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显然也得不偿失。
此外，文章认为，“醉驾”入刑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部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犯罪人，情节较为轻微，却要同时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且因“前科报告制度”、对家属“前科牵连影响”的存在，对罪犯本人及其亲属在就业、生活等方面将造成较大的影响。一次“醉驾”被判刑，本人坐牢丢掉工作不说，其子女在参军、升学、考公务员等方面，或因政审不合格，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和限制。可见，“醉驾”入刑的惩罚显得过重，既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与现代文明有些格格不入。因此，提高“醉驾”入刑门槛，降低犯罪发生率，就显得很有必要。
这篇文章最后呼吁，法律需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进步和法治文明提升，是时候提高“醉驾”入刑的门槛了。当然，广大驾驶人员也应当增强法治意识，为了自身和他人的交通安全，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杜绝酒后驾车。
有媒体反问：“喝酒不开车”有那么难吗
对于醉驾入刑标准的调整，九派新闻评论文章保持警惕。
该文指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酒驾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他人负责，必须严格遵守。代驾行业蓬勃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拒绝酒后驾车的意识不断增强。因此无论如何，“醉驾入刑”的积极作用，不能无视，不容否定。
这篇文章也提到，醉驾案件大量发生，占用较多司法资源，势必不能将更多司法资源，分配于其他更为复杂同时社会危害性可能也更大的案件。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醉驾入刑”都十几年了，醉驾案件还是那么多，“醉驾入刑”法律效果的边际效益，也呈下降趋势。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则是，各个地方关于醉驾的司法标准并不统一。哪些可以判缓刑，哪些必须判实刑，各个地方几乎都有一套内部的指导意见。
“对于没有社会危害后果的醉驾行为，入罪标准应否放宽，处罚措施应否调整，判缓抑或判实应否统一司法尺度，或许确有微调必要，以便减少醉驾案件对司法资源的占用，同时也让醉驾案件的裁判更为公正。”文章最后称，但是，随意翻烧饼是万万不能的。如果突然又从“入刑”变成“出刑”，这么多年的努力不仅将会前功尽弃，而且势必导致混乱，公众绝不会答应。
正观新闻评论文章则直指，“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没有也不该有任何放松的余地。
这篇文章指出，醉驾入刑成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或许意味着其在法律专业体系中有探讨的空间，但从舆论的反应来看，相关建议未必经得起民意审视。
该文呼吁，讨论醉驾入刑，同样不能缺少被害人视角。当我们大谈醉驾入刑对行为人及其子女的影响时，可曾考虑过那些伤于甚至亡于交通事故中的行人有多无辜。说到底，对醉驾行为零容忍，就是对他人生命与安全的呵护；而对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采取包容的态度，则是在助长醉驾者的侥幸心理。
在文章作者看来，法律条文应该与时俱进，但坚持生命至上的立法初衷必须坚如磐石。对于醉驾者的后续处理，必须在“醉驾入刑”这一铁的法律底线上，基于后果、主观故意性等因素精准裁量，而决不能事先放宽标准，给不法者心存侥幸的空间。这也正是国家坚持“醉驾入刑”这一主基调不放松，在具体量刑上作出调整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篇文章最后总结道，对于酒后驾车，法律已经预留了足够的弹性空间，不仅对酒驾和醉驾区分处理，而且在醉驾刑事处罚量刑幅度上进行修改和补充，明确了不予定罪处罚和免于刑事处罚的不同情况。如果有人硬要酒后驾车，那不管面临何种处罚，都是咎由自取！不管何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没有也不该有任何放松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