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灿烂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杨琼出生于1954年,是七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六。

刚刚满3岁的那年,她的父亲中了“阳谋”。“罪行”,是在深入基层调研之后,就铁路低等级站点职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由于居住地一般都离城镇较远,上学困难)给领导提了比较尖锐的意见。父亲因此受到降级、调离铁道部机关、“发配”基层修铁路的严酷处分。

因孩子多而早就做了专职妈妈的杨琼母亲(1940年代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在丈夫受难、家庭收入骤降的精神、物质双重压力下,于1961年中风、偏瘫(时年42),而此时,杨家七个孩子,最大的15,最小的才 6岁!7岁的杨琼,刚刚上小学。两三个半大孩子,要照护瘫痪在床的妈妈,要照顾年幼的弟妹,还要想办法维持这个破碎家里的日子,困难难以想象。

杨琼的二哥,是我北京四中初中的同班同学,当时我对他家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两点记得特别清楚:一,初中三年,我没见他穿过一次新衣服,身上经常是打着补丁、褪色的蓝色旧衣裤;二,他虽然是很不错的足球后卫,但放学后,他大多数时间是推辞同学的邀请,匆匆忙忙地背上书包回家,理由是“要回家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为了省下每月2块钱的学生公交月票钱,他上学、回家总是走路(往返于复兴门外三里河--平安里东侧厂桥之间)。初中毕业时,功课很不错的他,没有报考高中,而是去了铁路技校(免交学杂费,免费吃住,毕业后直接进铁路工作)。应该是家庭经济困难,迫使他做了这一选择。

1980年代,被“改正”、重回铁道部机关的岳父,曾经和我说起这样的往事:被下放基层后,干着重体力劳动的岳父,为了让北京的老伴儿和孩子们生活得稍微宽裕些,就把几十元工资全部寄回家,自己则靠每天几毛钱的野外补助吃饭、抽烟。他说,那时,一到月底,家里就断了油盐酱醋钱。孩子们经常坐在屋前的台阶上盼着邮递员,希望尽快听到“杨家汇款单,拿戳”的呼唤。从邮局取回钱后,往往是老大做主,赶快买两毛钱肉馅,做炸酱面给弟弟妹妹们解馋。

逆境中成长的杨琼,养成了倔强、上进的品性,用功读书、勤于家务,是卧床母亲眼中的“乖乖女”。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她的小学学程,“复课”后进入铁二中的她,度过了三年的半读半革命的初中时光。1970年,初中毕业,16岁的她被招进北京化工三厂,成为一名“童工”。因个子小,每次去厂里的旱厕方便,宽大的厕坑都令她战战兢兢。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她处处努力争先,力争把工作做得最好。她的表现,受到师傅和伙伴们的认可,这位优秀徒工很快入团,后来还当上了团支部书记。恢复高考后,这个“半读半革”的初中毕业生,经过严格考试,成为中央电视大学的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照顾母亲的杨琼,竟成为全班的学习尖子。完成学业后,她进入厂检验科,成为技术人员。

1985年,经过考核,杨琼被调进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她再次迸发求强、奋进的劲头,很快成为公认的业务骨干,频频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进而被提拔为独当一面的服务贸易处副处长。当时吴仪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对外经贸,几次工作接触后,她对杨琼赏识有加,亲切地称其为“小不点儿”。

(上图,陪同领导会见日本客人,左三为“小不点儿”杨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经常出差到各地采访,杨琼就一边工作一边持家,对读小学、中学的儿子,她生活毫不凑合、学习毫不放松,做好尽职尽责的母亲。1994年7月,我受命赴上海创办人民日报华东版(在上海工作生活了5年),她更是独自挑起照顾、督促儿子备考大学的重担。正像儿子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后的感慨:“如果没有我妈的严格督促,我肯定考不上这么好的大学。”我也由衷地感谢她的支持,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1996年夏天儿子上大学后,家务负担轻了,但为了适应新的工作要求,杨琼又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边工作边读书,顺利完成了两门经贸课程。由于长期没白没黑地伏案(白天坐办公室,晚上学习到深夜),她罹患了严重的颈椎病,大脑供血不足,经常疼痛得彻夜难眠,可能也由此埋下了病源。

这个幼年坎坷、青年艰辛的弱女子,终于依靠自身的努力,创造了中年的灿烂。无论是仪表还是事业,都达到令人赞赏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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