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梁辰/图）
尽管张永和自称是个很不爱说话的人，但他却是广受喜爱的采访对象：坦率和直白难能可贵，好奇心蓬勃而话题丰富，旁征博引但逻辑清晰。
挂在他身上的盛名有许多：他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中国人；也率先将“解构主义”介绍给中国建筑界；他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建筑系系主任，在任内将MIT建筑系的全球排名从十名开外提升至第一名；他获过许多奖，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贡献奖等；他在世界各地举办艺术展，六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资料图)
张永和最新的展览是在不规则房间内通过透视和光折射，创造出带有视觉假象的通景画：参观者与古人出现在同一平面，面面相对；同一个图案同一个圆形，在两端看出截然相反的空间效果。
开幕当天，张永和没有出现在人群的寒暄中。他一直站在展厅门口做一个尽职的导览员：任何人只要喊一声“张老师”，他就走上前，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的设计做阐释。
尽管他连说带画，能将展开的话题说透，但他仍皱着眉头说其实自己说话特别费劲，如果让他选择，他选择不说话。
回国盖房子
并非所有的建筑同行都欣赏张永和。一种声音说，张永和虽颇具奇思妙想，但缺少作品。在他们看来，张永和缺少“大作品”，如同地标建筑的大作品，就像库哈斯在北京留下的。
2002年，库哈斯和他的研究团队出版了720页的珠三角城市发展报告《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称珠三角是全球少见的急剧发展的都市。他在世界各地讲学时总喜欢说，珠三角每年都会新增500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每年增加两个巴黎。
同年，张永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在“长城脚下公社”修建的“二分宅”，这被认为是北京最早的前卫建筑。
“二分宅”仅有一个院落，山坡是院墙，基地上的树全被留下，建筑变成了一个“分开”的房子，而夯土墙和胶合木板的使用，以进一步乡土化的建筑语言，给予空间的中国化切实的语境。这是张永和对中国现代建筑的描述，一种不同于欧美的语言。
“对库哈斯《大跃进》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张永和说，“他这本书其实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他认为小而精一直是西方建筑师的思维局限。但这本书对中国建筑其实是不生效的。谈量没有意义，中国要谈的恰恰是质，是怎么把建筑造好。”
1990年代中，中国观念艺术和实验建筑陷入低潮，建筑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方向，务实的国营设计院和房地产开发商倒向建筑市场。学者冯原形容那时的中国建筑市场是食草类恐龙的天堂，如同收割机，把良莠不齐的项目全都消化成利润。以库哈斯为代表的建筑界霸王龙，从食草类恐龙制造的一片乱象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开启了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建筑冒险。
与此同时，张永和从美国莱斯大学建筑系辞职，回国盖房子。但他的境遇颇为尴尬：他拒绝了一些房地产大佬，也搞砸了一些人际关系，栖身于先锋艺术家的群落中，做了不少小项目。
张永和第一个真正建成的作品是北京的席殊书屋。这个仅存在四年就被拆除的书屋，如今只能在关于中国现代建筑的论述中被追寻。
书店的基地原本是一个南北贯通的过道，见证了自行车的穿行和停放，后又曾用作书库。张永和将空间的过往——交通，与空间的未来——书店，重叠在一起，做出了4组8个装了自行车轮子的能旋转的书车。既是书架，也是活动的书墙，可任意转动，获得空间变化。除此之外，玻璃楼板在临街立面上突出，人于店外便能观察到店内的空间组织，促成了书店与城市更进一步的衔接。
1998年到2002年，张永和的建筑事务所“非常建筑”尝试建筑一百多次，其中大多数都未能进入真正的建筑阶段。当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中国建筑师爱谈符号，建筑物爱加装饰，而张永和最关心建筑的本体问题：材料与结构，建造与空间。尽管只有少数建筑，比如席殊书屋、山语间、晨兴数学中心等建成，但张永和对中国建筑的影响颇为深刻。
莱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将学校里的年轻教师分为两类：思想家式非传统的以及关心空间和材料的传统的，张永和被分在了后一类。但在卷入中国建筑大潮中后，张永和又被视为前者。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差异的构成，在于张永和对梁思成一代和中国当代建筑过度重视建筑立面表达的民族性和个性化而忽视建筑对空间和材料的探讨持批评态度。
外界给张永和贴上了许多标签：“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中国建筑界学长”等等，他以“荒唐”一词回应。但毋庸置疑，他是一名开启了中国建筑界先锋设计并能够与世界沟通的建筑师。
“放弃风格与主义”
张永和生于1956年，高中毕业后在建筑工地上干小工。他的父亲、中国第二代著名建筑师、天安门观礼台设计者张开济，怀着人必须有一技之长的念想，找了一位老朋友教他画画。这位老朋友是傅熹年，中国古建筑和古代书画专家，张永和却跟着傅老学了油画，学到了色彩与光影。
恢复高考那年，张永和报考中央美院油画系的梦想被表姐戳破：你这画技肯定考不上，过去十年在家憋着画画的人太多了。毕竟，那十年只有音乐和绘画，可以自学。
张永和为现场观众讲解建筑装置《奇镜记》（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梁辰/图）
张开济告诉张永和，要么就学建筑吧，不用考绘画，也不用考数理化，避开他的两大短板。“我一听挺好，我就是这么决定学建筑的。”张永和说。
他在南工大（今东南大学）建筑系学了三年盖房子：窗台坡度得是什么区间，砖头怎么砌，砌好了抹多少灰等等。大学没毕业，他就在父亲的资助下去美国波尔州立大学从头读建筑本科——没能在国外学习建筑是张开济的遗憾。
波尔州立大学在印第安纳州的小镇上，周遭都是老玉米地。玉米地和南工大不一样，不聊盖房子，尽讲些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现代艺术，整整雕塑、绘画等等。从玉米地到加州伯克利，张永和学了许多虚头巴脑的东西，赶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高峰，在跨学科之间打转。毕业后在大学里教书，借着教师的身份，张永和四处听课，学了版画、烧陶，还上了法文和电影史的课。
这孕育了张永和对现代建筑的理解：“不管是古典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只要它是关于空间的，就可以在建筑里面使用。当你放弃风格与主义的时候，你的建筑也就走向了现代。”
在学校里的十年，张永和白天教书听课，晚上带着奇奇怪怪的想法到学生画图的教室，随便找张空桌子摊开了就画。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也没人问他正在干什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没有任何人能交流，但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妥，能画图纸就很好。
这些图纸带来了不少奖项，他逐渐理解玉米地里那位喜欢躺着上课的教授罗德尼·普莱斯常对学生说的：你多画点多画点——通过画，把设计往深里挖。
“非常建筑”——一个在工商局柜台上现编的名字
作为教授的张永和，很有艺术家气派，设计都带着诗意。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他进行了大量玄想式或为竞赛而做的设计，这些图纸后来出现在了美术馆中。
文学、电影与绘画塑造了张永和。在这些设计手稿中，自由透视的《圣人书房》和《红色室内建筑》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书房中的圣哲罗姆》的回应 ；《日期变更线客栈》是一系列电影般的连续画面；他变形了日本电影《蒲公英》里的拉面店，赢得了一个家居设计竞赛。
这样的概念化设计做了八年，张永和心生要修建实实在在建筑的冲动：纸上已经没有发展空间，必须盖房子。
他加入过美国的建筑事务所，参与了北京第一个中外合资酒店的设计，那个项目令他沮丧：非常实际，图纸就是照抄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假日酒店。
1996年，他回国过春节，有人找上门邀请盖房，他欣然应允。他与妻子鲁力佳共同创办了“非常建筑”——一个在工商局柜台上现编的名字。“我觉得中国当时的建筑过于强调造型、过于怪异了。我想，如果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们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
这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
与父亲的建筑理念大相径庭
“非常建筑”发展之时，正是西方建筑师将中国作为冒险乐园和试验场的20世纪初。用冯原的比喻来说，那就是西方的肉食类恐龙逐渐占据建筑食物链的顶端——既抢走了重大项目，又制造出最大的传播效应和舆论影响。
西方建筑师为中国建筑带来成熟的建筑设计思考、标准化设计方法和建造技术，也为许多中国城市营造都市文化氛围，但巨型建筑的资源浪费以及与本土文化的不协调更为惹眼。
张永和在展览现场演绎作品《奇镜记》。建筑装置《奇镜记》是一个屋中屋，也是一个自编自演的舞台（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张永和将这些外部造型特殊、与周围城市不协调甚至对立的具有雕塑感的建筑称为“物体建筑”。20世纪初的北京是物体城市，而每一个中国城市都可能成为物体城市。
不过，物体建筑并非西方建筑师所引入的，1959年完工的“十大建筑”才是北京最早的物体建筑，其中一座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由张开济设计。与所有的地标性建筑一样，“十大建筑”的外观看上去并非经典，却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张开济的代表作正是物体建筑，比如天安门观礼台、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等。但张永和对父亲印象最深的设计，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普通居民建造的民居。他认为他们共同生活的北京不是物体城市，而是“水平城市”。“从空中看，这座城市像是一个向天际展开的坡屋顶的海洋。打破这灰色瓦浪的只是院落中飘出的葱茏的绿色以及城中辉煌的金色。”张永和回忆道。
张永和与父亲的建筑理念大相径庭，他对着央视镜头直言自己和父亲也就是面貌相像。他欣赏的是张开济那些没有明确风格、只考虑空间和功能的“基本建筑”。
中国城市经历了六十年的发展，二十年的大跃进，城镇化率超过60%，逐年靠近国际公认的70%比例的城镇化高级阶段。张永和认为，中国许多城市“摊大饼”似的全面扩张，忽略了以人为尺度，大型城市综合体改变了城市尺度，孤立的大型建筑打破了城市肌理和街墙结构，封闭的高速通道和环路贯穿城区。他以底特律破败的工业园区为例，指出城市的无序蔓延可能削弱城市性、摧毁城市空间等。
二十年前，另一位国内重要的建筑师王澍与张永和有一次偶谈。当时张永和郑重地说，什么时候我们能把房子做得和那些自发营造的平常房屋一样，但又有些许不平常。这几句话令王澍印象深刻，深以为然：“在我看来，这种活动肯定是和生活分不开的，它甚至就是生活的同义词。‘建筑’这种重要活动在今天只发生在‘除了实际生活当中’，而实际生活总是平静无声的。”
2008年，张永和与作家钟阿城联合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展出的是平民居屋的各种照片和用于四川地震重建的木材材料。张永和故意用库哈斯的“generic”（库哈斯提出“GenericCity即普通城市”这一概念，认为城市变化的真正力量在于资本流动，而非职业设计）这个字来描述中国的平民住宅——平淡无奇，有时乱七八糟，但这正是一般人的生活模式。
学者李欧梵记录了这次展览。他认为这些平民住宅表面上平庸无奇，骨子里却充满了中国老百姓的草根意识。“它所反对的就是西方这些建筑大师的傲气，每个人以建高楼大厦、争奇斗胜为目标，根本不顾一般平民日常生活上的要求，也不顾市容肌理的改变。”李欧梵说，“张永和是少数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潜移默化、而对西方现代建筑也了如指掌的建筑师。”
“我在北京也不逛街，没街可逛”
张永和在“一席”做过演讲。与其他人讲述专业故事不同，建筑师张永和讲了45分钟西服的变迁，还分享了自己设计的“思成服”。梁思成被下放到江西农场时，给妻子写信，要在西服背心胸前加一块三角，帮助保温。张永和很喜欢这个想法，在自己的西服上加了一块三角，夏日折进去，秋冬展开扣住，给自己保温。
“总之就是希望大家享受穿衣，”张永和在演讲的最后说。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他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让人们住上更好的房子，为他们提供方便、舒适和其他享受——这是张永和成为建筑师的原因。
理想的城市生活是这样：街道窄小，在马路对面能看到熟人和朋友，三两步就能打个招呼，一起吃饭。张永和曾常年在美国西海岸或南部工作，却选择纽约长居。在他所生活街区的十分钟步行路程中，有五家超市、三家影院，以及值得信任的理发店和修鞋匠。
城市生活只能存在于开放的城市中。你有自己的生活半径，在其中过得生机勃勃。张永和与王澍持有相似的观点：驱车一小时往返城郊或是周末去超级卖场大采购，这都是不需要城市的生活方式。
小时候，张永和同父母在王府井散步，一路都能遇到熟人，大家就站在街上聊几句。如今这样的场景不复存在，王府井成为一个独立的商圈，少有人能住在附近。
张永和也说不清到底是环境消失了，人们的生活中才不需要街道，还是本就不需要街道环境才消失？“我有点怀疑是第一种，没有给大家一个机会。动不动好几十、上百米宽的马路将这种可能性给抹杀掉了。”他指出，动辄长宽超过五百米的街区和大马路，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结，也不利于中小型商业活动的展开。“建筑、街区应该是以人的尺度来设计，充分考虑步伐的大小、视线的范围、动线的合理性等等。”
中国南北方之间的建筑差异显而易见：北方的大马路一望无际，南方的小路弯弯折折。在上海， 张永和在浦西的梧桐树下散步，小店一个接一个；在福建，他看到老妈妈的小食店从早上7点开到11点；他跟着蔡国强去泉州，街上的人们互相打招呼、聊天，他很羡慕。
“建筑上的差异也包含对生活的想象，南方的市场就是更发达，北方的气候没办法那么早起来开店。北京已经没有泉州这样的传统了，因为人们不在街上走。”
在北京，张永和住在东城的封闭式小区里，若干院门都需要刷卡进入。尽管最初被设计成一个开放社区：在公寓楼围起的院落中央，有艺术影院、设计酒店和幼儿园，非住户可以通过独立电梯和连廊进入社区中的商业场所。但最终，开发商还是建起了围墙，设立了门岗，核查每一位进入社区看电影、住酒店、用餐、接孩子的非住户。
诸如此类，都将城市社区割裂如孤岛般，居民活动被限制在有限空间，宽阔马路与物体建筑成为城市的主人，对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这并非什么开心事。“我在北京也不逛街，不是我不想逛，没街可逛。”张永和说。
给黄永玉打电话，说咱们再盖一座桥
颇能体现张永和“以人为尺度”理念的建筑是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的吉首美术馆。这是艺术家黄永玉向他发出的邀请：张开济曾经是中国美术家协会里唯一的建筑师会员，与黄永玉是老朋友，张永和少时就曾收到过黄永玉馈赠的画作。
2013年，黄永玉给家乡吉首捐了两千万，想建个美术馆。地方政府带着张永和在吉首看了两块地，很大很好，只不过都是郊区新城。张永和不满意，说想换块地儿，就想进城，美术馆怎么能盖在郊区呢。
在吉首，万榕江穿城而过，小小的城区已经没有空余的地方来造美术馆。张永和四处看，使劲儿想，决定造个桥，一座步行桥：主体部分架在半空，谁的地儿也不占；桥头两端占地不多，拆迁面积也少。他站在吉首的一座铁索桥上，给黄永玉打电话，说咱们再盖一座桥——黄永玉已经为湘西捐建了9座桥——把美术馆盖到居民家门口。黄永玉觉得这想法好，甚至比他在意大利见到的桥上布满小商店更有趣。
最终落成的吉首美术馆摞起了两座桥：桥头与街道排屋紧密相连，连入街道界面；钢桥在下，用以通行；混凝土拱桥在上，内设画廊，玻璃幕墙和筒瓦遮阳系统围合成大展厅。透过玻璃幕墙，桥上与桥下，互成风景。
张永和想要的不是艺术殿堂，而是能嵌入吉首人普通生活中的公共艺术空间。“对我来说，艺术真的是生命里特别美好的一个东西。”他想，每天大家走过这座桥去上学上班，空闲或避雨时走进桥上的美术馆看看，这是一座具体而现实的“桥”美术馆。
捕捉城市、人以及微小事物之间的联系
他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内心的丰盈与环境的友好，对他最重要。
打开“非常建筑”主页，加载条是一个奔跑着的小侦探，头顶福尔摩斯同款礼帽，身披齐脚的大风衣，脚蹬皮靴，手持烟斗。小侦探住在一个长长的板楼里，每次探案都从这里展开。小侦探自制了阔景器和反射望远镜，学习了针孔相机，贪婪地观察周围的一切。
张永和创造了小侦探，画了绘本做了短片，让小侦探奔跑在“非常建筑”的主页上，用小侦探推门作为网页的跳转入口。小侦探或俯身或侧身，推开伪装成走廊的门、嵌着凹透镜的门或两分连动门——这些门在“非常建筑”事务所真实存在。
鲁力佳带着我们参观了位于北京隆福寺附近的“非常建筑”。事务所楼下是一小块经常办文创活动的草坪，一天到晚乒乒乓乓，吵得建筑师都没法安心做事。“挺好玩的，挺热闹的，”她怀念以前的隆福寺，比现在更热闹。
张永和的办公室满布他的设计：泥塑小人，东倒西歪的胖警察与瘦贫民；中型裱画，正中只有一块小小的砖拓片；挂毯的设计图纸，16格图案是16种透视游戏；伪电影海报，《The Third Man》海报上的单人变成双人，色调与工作室一致 ，配上一行“The Second Man”……
张永和喜欢读侦探小说，这件事尽人皆知。他在临睡前的被窝里、清晨的马桶上翻侦探小说，他的心愿是写一部侦探小说。最近他读完了岛田庄司，觉得《占星术杀人魔法》铺垫太长显得矫情，又告诉我们《斜屋犯罪》的建筑设计是合理的。“我还是觉得松本清张的《点与线》特别棒。欧洲有一个特出名的叫约翰·勒卡雷，我看了真是太不喜欢了……”
在鲁力佳看来，张永和就是小侦探，永远在捕捉城市、人以及微小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变化。而无论在张永和1985年写给同学黄士钧的信中，还是在他1997年出版的《非常建筑》里，他都在阐述建筑设计者应该像艺术家那样对自身经历和生活环境保持敏锐与洞察力，像小说家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生活，像人类学家那样研究人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及其意义，建筑设计应该从生活的经历和感受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概念出发，以此来体察人们的活动与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
“不洗脸也挺好”
2016年夏天，张永和以“绵延工坊”的设计竞标成功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同台竞技的还有一位国外著名设计师，给出了一座高耸建筑，并不适合良渚的湿地生态系统。
校方最初的诉求是，不希望学生早晚奔波在宿舍区与教学楼之间，张永和也认为朝九晚五如同上班，不是最佳的学习环境。“结构的问题都属于怎么盖的问题，怎么使用其实就是创作一个生活场景，我就非常感兴趣。”
最终交付的工坊空间如山脉在校园延续，两层工坊八层宿舍，居学一体。张永和在设计效果图中画出了每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及交通工具：穿着长袍，脚踩风火轮，看着有点像朱德庸的《醋溜族》。张永和在MIT教书时，常看到学生们骑着稀奇古怪的单车：站着的、躺着的。“我常常纳闷，那个特别高的座椅，他们怎么上去。”
在良渚校区，张永和收获了意外之喜：美院早上第一堂课是8点半，有学生8点一刻才起床，不洗脸就下楼上课。
“不洗脸也挺好，”他吃了一块陈皮普洱味的月饼，切换了话题。
这是张永和在国内建筑教育体系的第二次实践：他不仅给出了校园，也给出了教学设计。在良渚校区，所有的校园空间都是学习空间。这些工坊是教室、是工作室也是兴趣社，学生们可以在里面做设计、展览、演戏、放映，也可以上课。
上一次实践是2000年，张永和主持创建了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如今北大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前身），也将美国的教育建筑方式引入了中国——有别于以清华建筑学院为首的鲍扎建筑教育体系。他在未名湖畔的四合院里待了五年，带着学生以匠人的姿态造房子。五年后，他为如何给学院挣钱这件事愁得睡不着觉——他从未因盖房子失眠。现实偏离了理想，张永和抓住麻省理工的邀请，“灰溜溜回了美国”。个中缘由，与当年裘锡圭带着古文字学团队南下复旦颇为相似。
“他情商太低”
多年来，张永和都在与自己的性格缠斗。他不爱说话，为提高建筑教育又必须不断说话；他向往懒散，日常却兼顾多个项目，终日无休；他拙于跟利益相关方打交道，而造房子必须与各方斡旋——他正是为了造房子才回国。
凡此种种，对张永和最困难的仍然是与人打交道。他曾说自己只能与八岁以下的孩子玩，因为智力跟不上八岁以上的孩子；他喜欢和狗玩，感觉自己也变成了狗。听起来颇像玩笑，令人生疑。
“这是认真说的，我其实不太开玩笑。”张永和回答。他与不到八岁的孩童画画、搭积木、讲故事，活着就是聊天，至于八岁以上的人类，他未必能获得对方的喜爱。
“我怎么跟你讲呢。有些事我是知道的比八岁的孩子多，但好多事他已经超过我了，他会觉得和我玩没意思。”他顿了顿，“这很私密了。我真放松的状态，其实很少人见到。那不完全是语言的交流，所以我与狗的交流也特别好。这些友谊是相互的，你喜欢那只狗，它会感知到，它就喜欢你；和孩子也是，他能明白我，就跟我特别好。”
我们聊起当天的开幕式，张永和露出一丝无奈。“我其实特别无所适从。你们给我拍照，我真是不喜欢被照相，但我没办法，我是个建筑师，我要和各个方面的人打交道。”
张永和的多数项目都在市场氛围更浓的江浙沪，极少能在北京拿到项目。建筑师颇需沟通技巧：与各级政府打交道，协调各方，还要和工头们斗智斗勇。“特别特别难搞，但我们又特别特别喜欢。”鲁力佳说，“他出国太早了，在中国几乎就没有工作过，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很不了解，也不适应。美国人普遍比较傻，张永和也就单纯得很。”
尽管多数人印象里的张永和都是温和幽默，比如其业主之一，企业家樊建川形容他温润如玉，“你一辈子看不到他发火，他像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但总有些时候，他会和业主拍桌子，因为他认为业主与建筑师应当是平等对话，互相尊重；或是与工头大吵一架。
“他如果觉得对方在骗他或是在无理狡辩，马上就会失控。他情商太低了，经常分不清敌我，和人吵了一架都闹不清人家是帮我们的，我就要出去拉架。”鲁力佳说。
直到六十岁才学会盖房子
1988年，张永和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时认识了鲁力佳，此后他们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与搭档。任何人都能轻易感受到鲁力佳对张永和的重要：“我和鲁力佳去朋友家玩”、“我和鲁力佳在加拿大时”、“我和鲁力佳带着里伯斯金去小馆子吃饭”、“我喜欢狗，鲁力佳怕狗”……鲁力佳常被他挂在嘴边。
旧友吴迪回忆说，遇到鲁力佳之前，张永和带着好奇心相亲不下二十次。张永和自称读研时对自己很不满意，内向害羞，不敢追女孩，他试着改了一年，最终失败。
但张永和对鲁力佳穷追不舍，然后鲁力佳爱上了他的幽默、乐观和理想主义，“他性格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尽管长得不帅。”鲁力佳形容张永和长得像街上卖西瓜的，“中国的男生啊，有趣的不是特别多。”
他们结婚时，张永和口袋里只有一万美金，尽管他已经做了好些年教授。“他说我挺富的啦，我那些哥们儿都是月光，我还存了一半呢。”鲁力佳笑道，“我觉得他特逗，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
张永和内心里自有丰富世界，自诩是长僵了的文艺青年，聊起建筑、绘画、电影、小说和旅行滔滔不绝。他喜欢服装设计，得意地展示了自己用心搭配的穿着：西装、手表与袜子三者都带着蓝色元素。他是个纯粹的影迷：年轻时看不进老塔和小津，这几年才慢慢有所体会，他的手机屏保是《红色沙漠》剧照。
于是，就像他形容自己的画技一样，自称无法艺术调度和处理任何画面上的元素，只能笨拙又平均地记录眼中的世界。“由于写实技巧的缺失，始终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樊建川记录过一个细节。在建造“建川博物馆聚落”时，他带着颠沛在工地的张永和去浴脚房洗脚。“哎哟，哎哟，张永和一个劲儿在那里叫。原来，他是第一次洗脚，哪儿都不能摸，摸着就跳、就叫。他认真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别人再邀约洗脚，他坚决不去了。”樊建川回忆道。
周榕很了解张永和。他认为张永和最幸运之处就是：学什么都费劲，或者根本学不会，所以他模仿不来，只能自己慢慢学。
在南工大读书时，有同学两小时画一张图就能拿“优”，张永和至少要画六小时。四十年过去了，依然画得慢——他不相信人的缺点都能克服，也不相信单凭兴趣就能成事。
他有自己的明确主张：建筑必须与正在发生的趋势保持距离，更独立，更天真，更好奇，更有趣。他不是非要用某一种建筑材料不可，砖、木头、极细的钢柱以及玻璃钢等等都可以。直到六十岁，张永和才认为自己学会了盖房子。他的耐心与细心都有长进，再加上不知是缺点还是优点的笨劲儿，终于能够综合运用不同思维，将使用、艺术、工程结合得很舒服。
盖了二十年房子，再聊起艺术，艺术已经成为他的避风港：“这个世界非常糟糕，非常丑恶，只有接触到一点艺术，或者看场好电影，才会忽然觉得，原来人性还不是那么糟，这个感觉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