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归来的北京答卷

2023年6月，北京故宫角楼上空现蓝天白云。 （视觉中国/图）

(资料图)

2023年1月，北京没有发生重污染。而10年前的2013年1月，重污染几乎每天都侵袭京城。在污染最重的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驱车从清华大学一路向北，穿过海淀区、昌平区，翻过八达岭，到达延庆区后，空气立马肉眼可见地好转。

三面环山、干旱少雨的北京，堪称全球扩散条件最不利的首都城市之一。古人建都于此，青睐易守难攻的地形，而现代社会，山峰成为阻拦污染物扩散的屏障。

自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十年间，中国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第一个全面治理PM2.5污染的发展中国家。2022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为29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86.5%。

北京的空气故事正是中国治霾历程的缩影。作为两千万人生活生产的超大城市，北京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与历史上的伦敦烟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被一起提及。

而今，北京“为全球其他城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联合国环境署这样提到。

监测、科学评估、攻克污染源，如同人类全身体检进而看医生、对症下药一样，北京进行了一轮轮剖析。虽然北京的PM2.5浓度在十年间下降了七成，2023年开年以来，空气质量出现反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方网站表示，2023年面临着气象条件相对不利和污染物排放量显著增加的双重压力。“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仍未改变，仍需久久为功。”

监测数据公开：让老百姓更有直观感受

打开手机App，实时查看身边最近站点的空气质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透明的数据背后，是监测体系的建设和信息公开的推动。

2013年1月1日起，全国74个城市开始公开PM2.5等污染物数据，从过去的“每日一报”改为“每小时一报”。“客观地说，原先的日均值数据确实存在调整的空间，所以人们怀疑空气质量数据的真实性，但改为小时实时数据后，极大提升了数据质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彼时，北京已有35个覆盖城区和各郊区县的空气监测站点，是国内监测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这得益于北京自1999年起就开始监测PM2.5等污染物。2013年1月，北京PM2.5月均浓度高达180微克/立方米，马军感觉“震撼”：“数值实在太高。意味着刨除一些大风天气，北京每天都是重污染天气。”

北京市民邹毅也对那段日子印象深刻，自2013年1月27日以来，他每天早上起床，对着客厅朝西的窗户拍一张国贸桥的照片。连续拍了六十多天后，他把所有照片拼在一起，“社交平台的人看到后普遍不相信这是真的，包括我自己都不相信，污染天数占比太大了。”

虽然直面伤疤让人痛苦，但可信的数据是管理的基础。2013年9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最硬的骨头留给了北京：“2017年年均PM2.5浓度达到60微克/立方米左右”，业内简称“京60”。

郝吉明回忆，“京60”的争议很大，但60微克/立方米已经是“污染比较严重的水平”。

监测能力的完善让更多人意识到了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并倒逼环境改善。“之前我们写报告时，用的都是‘细颗粒物’这个表述，觉得‘PM2.5’这个词太抽象，公众不能理解。”马军回忆。但2013年后，他的担忧立即消失，“一旦民众明白这关系到切身利益，PM2.5的概念便马上普及了”。

在此之前，我国污染物减排数据来自各排放源的加总，“各种因素使得数据不够准确，导致‘年年减排，但环境质量迟迟不见改善’。”马军表示。而“京60”这样具体的环境质量要求，改变了环境管理思路，也让老百姓更有直观感受。

科学治霾，有的放矢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李翔曾将科学精准依法的大气污染防治“北京方案”总结为四句话，第一句话便是：通过科学解析、科学研判、有效锁定污染来源，让治理措施有的放矢。

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坐拥诸多高校和顶尖的科研院所，北京依靠最先进的仪器、模型和分析方法，捕捉污染物的生成和衰减过程。2014年、2018年和2021年，北京共进行了3次PM2.5源解析，以寻找污染物的源头。

2014年的首次PM2.5源解析结果显示，在本地排放源中，机动车和燃煤是最大的两个污染源。短短几年，北京迅速关闭了市内的所有燃煤电厂，建成四大燃气热电中心，民用散煤也实现清洁化；雷厉风行地淘汰黄标车，推动新车标准和油品标准不断升级。在外来的污染源中，区域传输贡献了北京1/3的污染。“北京感冒，河北吃药”，“加强与相关省区市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被写入2014年出台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国首部以PM2.5防治为目标的地方大气污染治理法规。

早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北京便开始在全国率先建立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2018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首次公布，京津冀区域联防联控也找到了“病根”。

奥运会、APEC……频繁的大型会议、赛事更是对精准治霾的实战演练。2014年的APEC会议召开于秋季，气象条件不利，南方周末记者2015年采访发现，当时在科学研判之下，7个省份减排了约一半污染物，才实现了APEC蓝。北京大学的课题组观测了APEC期间颗粒物的增长过程，发现虽然静稳天气下扩散不利，但颗粒物污染的增长明显变慢，说明APEC期间的减排措施有效。

大型赛事期间的非常规措施难以常态化，但为北京提供了宝贵的对比实验。对北京空气的抽丝剥茧诞生了诸多学术成果，以“北京空气”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显示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中文论文有2万篇，英文数据库“Wiely”上的英文论文有6万余篇，不乏Science、Nature等国际顶级期刊。

抓住机动车污染的牛鼻子

源解析给决策者画了一张饼图，工业、燃煤、机动车、扬尘……这些污染源中，机动车是北京这类超大城市空气污染的牛鼻子。北京三次PM2.5源解析结果均显示，机动车一直是本地最大的排放源，且贡献占比不断提升，从2014年的31.1%升至2021年的46%。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空气质量项目主管张伟豪观察到，像纽约、伦敦、巴黎这些大城市，还有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城市，比如印度的新德里和印尼的雅加达，机动车也都是最大污染源。

早在1998年，北京就着手开展机动车污染防治。郝吉明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他的一位博士生研究发现，北京空气治理必须对减排潜力最大且最经济的新车“开刀”。这个结论得到了北京市原环保局认可，希望新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尽快出台，“北京等不了了”。

但也有人质疑，新标准会阻碍刚起步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郝吉明回答：“如果满大街都是冒黑烟的汽车，北京能允许多少汽车上路？清洁的汽车一是为市场开路，二是与国际接轨，实现跨越式发展。”

有车企告诉郝吉明，研发匹配新标准的车辆需要10个月。新车标准打算在1999年1月1日执行，北京可能有5个月没有新车售卖。最终市政府一位领导拍板，“5个月没新车卖还可以忍受，不要5年没车卖就行”。没想到，1998年12月就有5家车企宣称已生产出符合新标准的汽车，没有新车售卖的局面并未出现。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高级工程师李昆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治理机动车污染的一些“超常规”举动让外人看来不可思议，事后证明这是先见之明。

例如，国外不理解北京二十多年来不发展轻型柴油车，国内也有很大争议。如今，一些发展轻型柴油车的国家就遇到了麻烦，比如韩国首尔目前有150万辆柴油轿车，排出的氮氧化物成为困扰。

2015年大众“排放门”事件更是警醒。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利用“作弊软件”让柴油车尾气排放达标。“‘排放门’中一辆柴油轿车的氮氧化物实际排放量是同排量汽油轿车的10倍以上，如果北京有150万辆柴油轿车，就相当于现在至少多了1500万辆汽油车，空气质量将会完全不一样。”李昆生说。

另一个例子是汽油，“京V油”标准率先禁止在汽油中人为加入含锰添加剂，这在国际上属首创，此后“国V油”也借鉴了这一规定。“其他国家很惊讶，因为锰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市场，这一举动意味着要舍弃许多经济利益。”李昆生说，“其作用与当年汽油中禁铅可以比肩，但难度也更大。”

国外来取经：北京为什么推进这么快

2023年6月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在泰国曼谷举办2023年“气候和清洁空气大会”，在一场专题分会上，国内专家分享了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过去十年空气治理的经验。台下来自亚洲各国的观众表示“一方面能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大气治理也这么快取得成效，非常羡慕”。

2022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的报告《十年清洁空气之路，中国与世界同行》提到，中国人均GDP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实现“拐点”跨越，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双赢”。而南亚部分国家如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仍面临经济发展与空气污染的双重挑战。

北京市环境局频繁接待前来取经的城市，比如他们建议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使用型煤，也就是俗称的蜂窝煤。

李昆生回忆，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印度一个环保组织对北京的机动车污染治理最感兴趣，双方保持联系至今，最近的一次交流是2021年对方来请教重型柴油车在线监控的经验。

其实，李昆生总结出机动车污染治理国际通用的做法也就这几条：新车排放标准加快实施、淘汰老旧车、油品质量改善、在用车排放达标监管、非道路动力机械监管、加强重点行业车辆排放监管，但各国治理的效果还会有很大差别。“印度人非常好奇，北京为什么能推进得这么快？”北京从1999年的“京I”标准直到2012年的“京V”标准，仅用了13年就实施了5个阶段的新车排放标准，油品标准也在同步升级。

国情、经济社会水平发展的差异，北京的经验有时很难快速复制。

张伟豪举例，冒着黑烟的“突突车（tuk-tuk）”是东南亚国家街头的常见交通工具和主要排放源，“各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治理，但十几年过去了，依旧进展缓慢，目前在街上还经常能见到冒黑烟的突突车。在北京，现在想在街头看到一辆冒着黑烟的机动车很难”。张伟豪还发现，许多国家首都也像北京一样做PM2.5源解析，但受限于科研能力不足、政府治理能力不强等原因，解析结果常常不够精准。

一个微克一个微克地去抠

北京治理空气的过程仿佛“升级打怪”，自己在变强，怪兽也在变强。

2022年，北京重污染天数为3天，首次降至1%以下，距离2025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的目标不远。但放眼全国，2023年开年不利的气象条件和“管不住”的烟花爆竹燃放，提醒着人们这一目标背后的隐忧。

2023年第一季度，北京PM2.5累计浓度为47微克/立方米，比2022年同期的36微克/立方米高出不少。2022年的数据受疫情影响具有特殊性，但令人意外的是，2020年2月，同样因为疫情防控，北京的大马路上空空荡荡，重污染却依然存在。

在2023年1月的新闻发布会，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张强称已预测到这一现象，“未来遇到的问题层次更深，难度更大，范围更广”。这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空气质量改善到一定程度时，会随气象条件的变化短期波动。例如，美国纽约市的PM2.5浓度在2000-2015年下降了40%，但其中有4年同比上升。

北京本地未来的减排空间逐渐收窄，郝吉明预测，区域传输的污染物绝对值会下降，但占比还会继续提升。李昆生提到，以机动车污染防治为例，京津冀联防联控在新车标准、油品标准、在用车排放监管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017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提出：“PM2.5治理要一个微克一个微克地去抠”，“一微克”行动成为北京空气治理的长期任务，大气治理从来不是轻松的工作，北京未来还要面对更难的考卷。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