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卞英豪、蔡黄浩3月8日报道：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这是著名的“曼昆十大经济学原理”之一。如今，“激励”俨然成为了电商企业的“传统武器”。只是，人们对激励的反应或许并不一致。

(相关资料图)

昨日（3月6日），某知名电商正式宣布开启“百亿补贴”。由此，围绕着多个“大厂”展开的“第三次价格大战”再度拉开序幕。

“这样的价格战看似热闹，但我们更需要关注平台内广大中小企业的利益。”在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时，民建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汪胜洋表示，平台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如何保障入驻企业的合法权益，已是当务之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围绕着这个“当务之急”，多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大厂打架，小厂遭殃？

“全场9.9元包邮！”、“全场最低1折起！”……对于在浙江义乌从事网店经营工作的王勃而言，面对这些超级低价的产品，似乎是司空见惯的“日常”。

然而，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从业者，恐怕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9.9元的衣服、小首饰甚至是家电用品，真的能赚钱吗？

“这么说吧，正常的快递费就要12元，你说赚不赚钱？”

“我们的目标是更多的流量，以及更多的平台补贴。”王勃向东方网记者介绍，“薄利多销”是他们的销售策略，“但这样的策略也是跟着平台走的。”王勃举例称，为了能够在更短时间吸引顾客，盘活网店人气，达到平台对商户的要求，“超低价”成为了他们“被迫内卷”的必然结果。

“有流量就有销量，有补贴就能回本。但如果两者都没有，那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无所有。”王勃告诉东方网记者，依托于平台补贴等政策，他们也只能维持较小的利润空间，“最少的时候，一款商品可能只赚几毛钱。”

“这几年，我的工作就是在各大平台‘反复横跳’！”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围绕“百亿补贴”的概念，进行了多次价格大战。海量的补贴确实为激发中小商户的活力提供了动能。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像王勃这样的小商户而言，“激励”带来的困扰似乎远大于实际利益。

“为了配合平台的价格战，我们只能被裹挟着采取低价策略。”王勃表示，受制于供应链成本增加，加之平台结算周期长等因素，普通的小商户基本很难承受“超低价”给现金流带来的压力。

“平台价格战，最后压缩的是我们小商户的生存空间。”王勃向东方网记者调侃道，“这可能就是大厂打架，小厂遭殃吧。”

规范和约束“价格战”，委员这样建言

“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恰恰为了保护了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汪胜洋委员举例称，截至2022年中，电商相关企业达314.07万家，而中小微企业正是电商行业主体，超过80%的商家年销售额在300万以内。

然而，受制于平台价格战的大背景，加之平台结算周期长等问题。部分平台内的一批中小商户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汪胜洋委员介绍，2022年一季度，近四成小微经营者的现金流仅能维持不到一个月。

“大规模价格战并非高效的商业竞争策略。”汪胜洋委员表示，当前，应当注重平台的引导，“平台理应将保障中小企业的利益作为工作的重点。”

对此，汪胜洋委员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对互联网平台的持续低价竞争模式要加强监管，对价格标准的合理性进行评估，规范和约束平台的营销手段，防止平台利用低价方式开展不正当竞争，对于明显干扰市场、有违市场公平原则的行为要给予警示乃至处罚。

“事实上，竞争的手段并不是只有价格战。”汪胜洋委员提出，要积极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开展多层次、规范化的市场竞争活动，在帮助入驻中小企业整合资源、降本增效、提高产品性价比、服务体验等方面更上一层楼，构建高水平、多维度的良性竞争模式。

此外，针对中小商户反应的账期问题，汪胜洋委员建议，加快完善互联网平台帐期的标准建设，从平台的管理规范、处罚条例、资金扶持、创新激励等角度督促并鼓励平台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同时，对于恶意拖欠中小企业资金的行为进行处理、打击，帮助中小企业企业维护合法权益。

用法律来保护中小企业利益

汪胜洋委员表示，避免“大厂”打架，小厂遭殃，法律将会是一道重要的屏障。

对此，汪胜洋委员建议，应当定期研究中小企业在维权过程中的遇到的突出的法律问题，集中指导中小企业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侵权等风险。同时，在各地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设立法律风险举报电话、信箱等公开投诉渠道，并在网上建立投诉中心，发现问题及时监管、通报、查处并整改。

“国家级”、“最高级”、“最佳”，一些中小商户在平台营销过程中，如果用到这样的词语将会遭到行政处罚。根据《广告法》，处罚的起点将高达20万。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奉贤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娣芳认为，相关法律规定的处罚起点对于小微市场主体而言过高。同时，减轻处罚担责风险大，可能会导致行政问责、公益诉讼甚至刑事追责。

对此，张娣芳委员认为，应当修订相关法律规定，降低对于小微主体的最低处罚额，建立行政部门和执法人员依法实施减轻行政处罚的免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