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镶牙就是想多活几年，可我交了21万多，这诊所把我牙都拔了，人却跑了。”韩女士气愤地摘下口罩，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展示着自己空空的上牙膛，愤怒不已。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近日，北京德贝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贝口腔”）突然闭店，让像韩女士一样的十余位老人犯了愁。2月21日，北青报记者联系到了16位患者，涉及金额高达154万余元。经多方联系，北青报记者找到了诊所的法定代表人陈金池，对方表示，自己正在想办法善后。
患者：钱交了、牙拔了、店却关了 十余位患者154万余元“落空”
“我镶牙就是想多活几年，可我交了21万多，这医院把我牙都拔了，人却跑了。”今年75岁的韩女士说，因为自己做过胃癌手术，消化不好，吃东西需要尽量嚼碎，所以一直想将自己的上半口假牙换成种植的。2020年7月，她和老伴从公交车的电视上看到了德贝口腔的广告。
2020年7月29日，韩女士来到德贝口腔进行咨询，对方声称“18.8万元全包”，后韩女士交付了10万元的定金。
韩女士说，在3天后经过测量，医生诊断她上膛牙床萎缩，需要将上膛仅剩的牙齿拔掉，种植骨粉和骨膜，待伤口愈合才能接受牙体种植。而韩女士的恢复期，至少需要8个月。
自此，因为口腔形状改变、仅剩的牙也被拔除，韩女士此前的假牙戴不上了，只能选择德贝口腔配备的“临时牙”。
而后，德贝口腔又收了韩女士11万元，“因为他们说骨粉和骨膜是之外的价格，10万我都交了，这11万不得不交。”
到了2021年7月，韩女士上牙膛恢复完全，她又来到了德贝口腔进行治疗，而此时医生却告知，要对其口腔内进行再次测量，发现其中一颗位置不佳，只能拔下来重新植体。之后将数据发回厂家，待一个月后牙体制作完成后再进行种植。
“后面不是有疫情，就是医生有事儿，要不就是负责和我沟通的工作人员有其他情况，几次推诿下来，时间就到了2022年。”韩女士说，这一年来，她带着临时牙，不仅吃饭会掉，经常塞食物，难清理，就连咬合都是难题，米饭不敢吃，馒头会粘牙，就连蔬菜也咬不断，夜间还总会因为牙床的胀痛感难以入眠。
“这临时牙时间长了还会发黑、开裂，口腔里总有股怪味，怎么刷都刷不干净。”韩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直到2022年10月13日，韩女士到现场才发现德贝口腔大门紧闭，上面还贴着装修公告。
她赶快拨通了客服电话，工作人员告知其到海淀的分店进行种植。“我到了海淀又是一通测量，可没几天，又没信儿了，到了2023年2月11日，海淀的分店也关了。钱的问题单说，牙没了怎么办啊？”韩女士说，她按照门上的电话打了个遍，店员一开始还在安抚，之后便不再接听。
韩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与她有类似遭遇的老年人，还有十几个，都是在漫长等待后，见到了店门紧闭的情况。“老板跑了，我们遇到了投诉无门的困境。”
与韩女士有同样遭遇的唐女士表示，相较于其他医院，德贝口腔的服务态度非常热情，“一口一个阿姨、姐姐叫着，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随患者进行推销和安抚，提供各类免费体验，连排队缴费的流程都免了。”
唐女士也正因认为德贝口腔设备先进、技术好，才选择到该处消费。她说，德贝口腔唯独让她不满意的是，原本想购买总价6200元的套餐，却被对方划走了21200元，之后还关了店。
北青报记者联系了其中16位患者，除了保质期内种植牙出现问题外，共涉及154万余元，其中金额最高的老人，花了31万元。她说，自己也曾想找其他诊所种牙，可“工程”进行了一半，没有诊所敢冒风险接收，即便愿意接收的，也是价格不菲。
现场大门紧锁积灰成片 德贝已被列入“老赖”名单并被采取限高措施
2023年2月20日，北青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SK大厦二层德贝口腔所在地，百度显示，这里的租金每平方米每天7到14元。门店大门紧锁，近期被塞进去的报纸已经将门缝堵住。店墙上，红色的横幅及各种执照、奖牌还挂着，顺着门缝往里看，电脑、仪器还在桌上并未搬走，屋子里布满灰尘。
北青报记者询问了附近的店铺及工作人员，都表示这个店关了很久，“不知道什么时候关的。”
SK大厦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每天有十几个顾客来问，我们也想找他们呢，欠着我们几百万（房租、物业费）呢，说跑就跑了，我们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而德贝口腔的海淀分院位于海淀区国际财经中心二层，北青报记者赶到后看到了相近的场景，店里的设备都在，但大门紧锁。大厦物业公司负责人也表示该店铺欠物业费不给，目前处于“失联”状态。“我们也想找他，可连法院送传票都不知道往哪儿送。”物业公司负责人说。
而后，北青报记者从企查查了解到，德贝口腔目前处于经营异常状态，因房屋租赁纠纷及劳动合同纠纷被判赔偿后，因未履行还款义务，德贝口腔和法定代表人陈金池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有12次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其中最近的两起公开案件为2023年2月17日，因2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被发起非诉保全审查案件，共被冻结了1500余万元，陈金池也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被冻结了170万元的股权。
北青报记者以消费者名义向北京12315进行了咨询和举报，其表示，会将情况进行详细备案，并转交给辖区内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处理。
前高管：经常拖欠工资 生意巅峰时期每天上百名顾客就诊不乏名人
2月21日，北青报记者还联系到了德贝口腔的一位前高管李先生。李先生表示，德贝口腔的主要客户群体为老年人，该门诊部是北京较早专职为老年人牙体种植的机构。该医院最顶峰时，有170多位职工，其中医护人员达70余人，外聘专家8名。
“我和老板陈金池算是朋友，疫情开始，因为经营问题，他经常会拖欠医护人员的工资，但每次都能妥善解决。”李先生说，他印象中，最长一次拖欠了医护人员3个多月的工资。
他回忆，在德贝口腔最巅峰的时候，每天要有上百名顾客就诊，其中不乏一些名人，有时候要加班到晚上七八点。李先生推测，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印象，不少医生对德贝的盈利能力是信任的，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都在岗位上坚持。只不过少了很多广告营销，顾客也随之越来越少。
到了去年10月，因为疫情原因，德贝也一直没有通知员工和医护人员上班，“我也是等到了顾客打来电话，才知道闭店了。”李先生叹了口气，在此之后他见到陈金池的机会越来越少，直至过完年，陈金池彻底“失联”了，连自己的电话和微信都不回了。
李先生说，之后许多医生，也在帮助患者寻求新诊所，免费种植牙，但能力有限，不能辐射到所有老人。
“渐渐地，医护人员们也就各自寻求新职业了，对我们唯一的影响，就是还欠着2个月左右的工资。”李先生表示。
老板回应：做生意要讲诚信 一直在想办法善后
21日下午，北青报记者分别尝试拨通德贝口腔留下的9个电话，但不是关机，就是欠费停机状态。直至半个小时过后，德贝口腔法定代表人陈金池主动回电。
“不好意思，我刚才在上班，没能接到（电话）。”陈金池说，他创建德贝口腔后，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靠的就是群众口碑。“虽然疫情这几年业绩很惨，但我们在不做广告推广情况下，也是靠顾客之间口口相传，接收了不少新顾客。”陈金池告诉北青报记者，做生意要讲诚信，而且门诊部的关停，并非他个人意愿。
他说，自从疫情开始，牙科行业受到了不小冲击。“三年时间里，我两家门店都停了16个月。”陈金池说，疫情期间，房东始终不肯减免租金，两家门店一年就要一千多万的房租费用，再加上两家诊所150多名员工的工资，一年至少两三千万的开销。
陈金池说，为了让德贝“活下去”，他连自己老家的房子都抵押了，算上私人借贷，一共将1200万的钱款补贴到了德贝的账户，可门店开不了，房租照收不误，工资不能不发，他欠种植牙厂商的钱也还不上，窟窿越来越大。但当北青报记者向其索要抵押证据时，他表示，抵押证明和账本被锁在他在望京的出租屋内，拿不出来。
陈金池说，“我今年也5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不想让老年顾客觉得我骗了他们。”他说，之后自己编了个理由“大厦内部管道维修，门诊暂停营业”，将顾客们引流到海淀的分店，希望先帮顾客们把牙种上，但没过几个月，海淀的分店也因欠费被物业锁了门。
对于他说预留了五名善后工作人员，而后电话关机、拒听的情况，陈金池表示，收多少钱办多少事儿，“我实在发不出工资了，几个人也就不再管这摊事儿了。不过所有顾客的资料在厂商那里有备案，我都能联系。”他告诉北青报记者，在这段时间他曾想过找从事牙科的朋友们“借”几个床位，让名下的医生帮忙为剩余的患者植牙，但由于医疗风险承担问题，都遭到了拒绝。
“于是，我想着再借点钱，和朋友再开一个牙科诊所，或者租一间诊所，一面接纳新顾客，一面为未完工客户做善后工作，但目前还在筹钱。”陈金池说。
“退款的话，我真没钱，只能给我三至六个月时间，或等后续治疗，把未完工的治疗完。”陈金池说，这也是为他以后开店积累口碑，“再苦再难也要撑着，除非我死了。”
律师提醒：要有证据意识，付款凭证要保留
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有律师表示，近些年，收取定金、押金、预付款、会员费等后跑路的案件层出不穷。排除商家正常的经营倒闭破产外，以收取定金、押金、预付款、会员费为目的的“真收费，假服务”骗局并不少见。
德贝口腔的行为如果是“真收费，假服务”，就涉嫌合同诈骗。
律师表示，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以非法占有受害人的钱财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受害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就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此时的消费者已经转化为刑法中的被害人。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是由于被害人比较分散，被害人之间又互不认识，在实践中，刑事立案又存在各种障碍。
对于类似的未消费就缴纳大额费用的服务，律师提醒消费者，一定要有证据意识，对付款凭证要保留，对于直接支付到个人账户上的要慎重，出现服务不及时的要抓紧维权或要求赔偿。同时要注意发挥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作用。律师表示，个人维权难，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案件发生后个人维权成本高，“遇到侵权或被骗时，消费者要发挥消协或工商部门的作用，将损失汇总，方便维权。”
同时律师认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商家、消费者组织、消费者等良性互动。无论是官方或民间机构可对从业人员或（机构）建立行业禁入名单。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浩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