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额的“三泉院茔记”刻字
▲碑文中的“大金国中都大兴府”
(资料图)
▲“三泉院茔记”碑 在北京三千多年的建城史中，金中都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北京开始以国都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但历经870年的寒暑轮蚀、朝代更替，金代的地上文物存者寥寥。近日，家住平谷区的张德友先生向平谷区文物管理所捐赠了一块金代“三泉院茔记”碑，为辽、金时期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
平谷区文管所获赠金代石碑
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平谷区文管所看到了张德友先生捐赠的“三泉院茔记”碑。这块石碑呈长方形，方首抹角，底部有缺损，残高约90厘米、宽58厘米、厚9厘米，碑阳、碑阴刻繁体字碑文，字迹娟秀，碑阳额题“三泉院塋記”五字，右侧竖题“大金國中都大興府蓟州平谷縣雞足山三泉院塋記”。遗憾的是，石碑底部缺损且磨蚀严重，造成部分刻字缺失或漫漶不清，通篇碑文难以贯通。
据北青报记者了解，捐赠这块宝贵金代碑刻的张德友先生来自平谷区岳各庄村。年近七旬的张德友自1978年从金海湖镇马家坟村迁至岳各庄村，该石碑一直安放在其家中院内，今年因打算翻盖老房，经与家人充分讨论后，张德友联系平谷区文管所捐赠石碑。为向张德友表示敬意和感谢，平谷区文物管理所为其准备了《捐赠证书》，并承诺将这块石碑永久收藏并进行研究。
平谷区的文史专家柴福善曾任《平谷文物志》编写组副组长，他对“三泉院茔记”碑进行了拍照记录。柴福善表示，本着严谨的态度，若要对碑文了解透彻，首先要对石碑进行拓印，通过拓片获得更清晰的文字，才能掌握更为准确的历史信息。
平谷三泉寺毁于上世纪50年代
三泉院茔记碑中的“三泉院”在哪里？平谷区文旅局发表的《平谷区热心人士捐献金代碑刻》一文中提到，三泉寺已毁于上世纪50年代。在2005年出版的《平谷文物志》当中，也未见三泉院或三泉寺的记载。北青报记者查阅《日下旧闻考》了解到，三泉寺“建于金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坐落在平谷县城东北三十里处的雞足山下、马家庄东北。三泉寺东西北三面环山，南有三股泉水，故名三泉寺”。
捐赠石碑的张德友原居住的马家坟村，位于平谷区政府东北约20公里。张德友告诉北青报记者，这块石碑原先立在他家门外，1978年当地的水库扩建，他举家搬迁，这块石碑随之来到岳各庄。据张德友回忆，他生于1952年，对三泉寺没有多少印象，但在当地见过那三股泉水，经常有路人在泉眼旁饮水歇脚，1978年他搬迁时泉水尚在，但现已无存。
有趣的是，北青报记者尝试通过手机导航在平谷区寻找三泉寺时，竟然真的找到了这一目的地。不过当记者跟随导航来到马家坟附近的金海湖畔时，看到的却是一片依山而建的现代仿古建筑群，其院门紧闭，人迹罕至，并非金代三泉寺遗存。
“大金国”字迹清晰成断代关键信息
三泉院茔记碑中的“大金国中都”刻字清晰,成为对石碑断代的关键信息。金中都和今天的北京存在哪些关联？据《北京辽金史迹图志》记载，在北京三千多年的建城历史中，辽南京和金中都时期是一个重要阶段。北京亦是从金中都开始成为北部中国、进而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距今已有870年历史。
辽朝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于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升幽州为南京，后改称燕京，为辽朝五京之一。金朝是东北女真族建立的王朝，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往燕京，改称中都，它是以辽南京为基础扩建而成。
历经朝代更替、岁月剥蚀，金中都的地上建筑存者寥寥。石刻作为记载人类社会思想的载体，因其材质的特殊性，是遗留数量较多的一种古代文物。北京现存的辽、金石刻，材质多用汉白玉石，偶见有用青石或花岗岩石，其中碑类多为佛教文化遗存。 文并摄/本报记者 崔毅飞
对话
碑刻历史信息丰富 辽金时期特征明显
对话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
北青报：“三泉院茔记”碑的功能有哪些？
刘卫东：从文字内容来看，这是一块墓地的记事碑，记录下三泉院墓地的建修经过、四至范围、埋葬何人等信息。从外形看，这是一块圭首碑，系辽、金、元时期常见的石碑形制，一般情况下还会有一个碑座。值得强调的是，“院”是辽、金时期特有的寺院组织及寺院名称，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征，而到了明清时期，寺庙多称某某禅寺等，某某院的提法则很少出现。
北青报：碑文反映出哪些重要的历史信息？
刘卫东：这块石碑虽体量不大，但碑阳、碑阴皆有刻字，历史信息丰富。遗憾石碑磨损严重，导致部分文字缺失，所幸一些重要信息尚存。首先是碑额上的“三泉院茔记”，证明金代三泉院的存在，寺院以泉水命名，印证了当地优美的自然环境；此外，“大金国中都”刻字清晰，对石碑的断代起到关键作用；而有趣的是，碑文中出现“大兴府”字样，证明金代三泉院属大兴府管辖，这条线索值得深入研究，对于了解地域范围的变迁具有独特价值；而碑文中更多的历史信息，还有赖平谷区当地的文史专家详细研读、逐一破解。
北青报：北京的金代碑刻存量有多少？
刘卫东：相比明、清时期的碑刻，金代碑刻存量稀少，北京现存已知的金代碑刻不超百件，因此要感谢捐赠者张德友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手的历史资料。希望文物部门能将石碑存放在库房中保管，避免风吹雨淋和人为磨损，为日后的研究、展陈奠定基础。
文/本报记者 崔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