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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小城的“大上海梦”

》发出后,后台有人留言,嫌前面铺垫太多,后面草草收尾,并表示“后面更是我想看的”。

确实,当时限于篇幅,关于如此“亲沪”的我为何没去上海,反而来了杭州这段,没有展开叙述,从而显得结尾比较仓促。

所以这一篇,我接着来讲讲故事的后半段。

毕竟,逃离还是逃回北上广,是这些年一直被议论但从未被实证过的一个热点话题。

恰好最近国家统计局出版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资料,为终结这个话题提供了定量的数据支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涌入北上广”和“逃离北上广”其实是两个并存的现象,只是涉及的代际、人群不同。

而我的经历,不过是为此做了一个不太典型的注脚罢了。

我是2006年上的大学,那时候北京、上海的进入门槛已经很高了。用我们某位任课老师的说法,“你们生晚了”,因为早些年,211毕业生是可以直接在京沪落户的,而现在就难了,想进起码得是硕士。

所以尽管那时候全国考研人数比现在少得多——我参加那年是140.6万,仅相当于2022年报考人数(457万)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但我们学校的报考比例却很高。记得考研报名那天,队伍从图书馆旁的阶梯大教室一直排到食堂。

还算幸运,我也考上了某TOP10学校。可惜后来因为家里拆迁,爸妈不懂政策,稀里糊涂就让我放弃读研,回了嘉兴,这也成为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由于学历上的BUG,我一直没胆量去京沪闯荡,当然我同学里面也有胆子大的,而且后来混得都不错,有些还进了新京报、央视等媒体。这在当时看来,算是行业天花板了。

应该说,相比我的犹犹豫豫,我的那些同学们的选择代表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想法。

根据《2022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90后年轻人普遍倾向于奔赴城区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寻求发展。尤其是城区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2010~2020年期间,90后占比增长超过60%。而城区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90后年轻人比例,则出现明显下降。

其中,深圳、上海是90后增长比例最大的两座城市,占比均提高了有一倍之多。尤其是上海,除了奉贤、金山、崇明以外的每个区,90后的比例都由于大量外地青年的涌入,而增长了80%以上。长宁、徐汇、闵行等区,更是超过120%。

另两座一线城市北京和广州则紧随其后,整体提高了80%以上。此外,厦门、东莞、杭州、南京等新一线强二线城市,90后占比变化率也都在50%以上。

考虑到这些沿海发达城市本地人的出生率都较低,可以肯定,增长的90后比例主要来自外地新涌入的青年。这些外地青年大部分来自中西部地区。对他们来说,反正家乡是回不去了,反正是要出来闯荡的,与其落脚二三线城市,然后努力向上攀爬,不断往更高一级的城市置换,还不如一步到位,先挤进北上广深再说。

反倒是户均资产500万+的江浙人(根据2021年最新数据),往往小富即安,既羡慕大都市的繁华,又受不了挤地下室的苦,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安耽留在老家,性价比最高。

这点在嘉兴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想我当年的那些高中同学,无论高考分数多高,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报考省内高校。即便是那些出去的,哪怕是入读985,或是出洋留学,最后大多也还是回了嘉兴,过上了平淡而富足的小日子。

他们的想法普遍是:没错,你是去了大城市,看上去风光,但就北上广深的高房价和落户门槛,你能留得下来吗?与其在他乡浪费青春,临到中年再灰溜溜滚回来,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出去瞎折腾。表面上看,这种想法有点消极,但经历了人生风雨后,你才会发现其中的人生智慧。

2012年,我去湖南长沙参加红网举办的年度全国评论大会,遇到一位供职于深圳某报评论部的同行。闲聊间得知,经过2009年那一波4万亿救市资金的刺激,他家所在小区的市价已经从当初购入时的8000多元一平,涨到了5万一平。

这差点没惊掉我下巴。因为当时嘉兴的平均房价才七八千一平,哪怕杭州一般也就一两万一平。深圳的房价刷新了我对一线城市的认知,深深感到啥叫高不可攀。

回头再看,10年前的我还是too young to simple了。因为今天,深圳那个小区的房屋售价已经接近20万一平,而杭州也早就遍地10万多一平的楼盘了。

表面上,各地房价好像都涨了几倍。套用某位网红前媒体人的话讲,都涨价等于没涨价。问题是,这种涨幅收益只属于有房一族。对于那些还没上车的年轻人来说,如今的购房门槛已经高到了难以企及的地步。

想我刚参加工作那会,一个月工资三千多,嘉兴房价七八千,也就是两个月收入可以买一平米。加之我很早就开始在外发稿,工作第二年月入即过万,所以买房、还贷压力并不大。但现在杭州房价动辄五六万,试问有几个毕业生月薪能有两三万的?

所以,虽然近段时期国家接连出台楼市刺激政策,特别是9月30日那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央行等部门多箭齐发,又是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又是给予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优惠,以至于有人拿它跟2014年的“9.30新政”相提并论——后者开启了长达五年(2015~2020年)的全国性楼市上涨行情的序幕。

问题是,经历过上一轮涨价去库存对于“六个钱包”的“洗劫”,如今家庭的负债率普遍已经达到峰值。加之这几年经济不景气,无论杨白劳还是黄世仁,家里都没余粮了。所以任你再怎么刺激,作用也不会太大。

正因如此,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躺平,打死不买房。但年轻人可以租房,中年人却没法如此潇洒。毕竟要结婚,得有房;小孩上学,得有房。可看着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动辄二三十万的房价收入比——也就是一户家庭不吃不喝二三十年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房,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含泪逃离北上深。

这点从七普数据中也能找到印证。统计发现,在20个90后,也就是20-29岁年龄段人口流入最多城市中,珠海、成都、中山、杭州40-49岁中年人口增长最快,达到15%以上;宁波、广州、昆明、武汉等的增长也有10%左右。说明此前的年轻人来到这些城市后,大多选择扎根定居下来,而不是工作几年,赚一票钱,就逃离了。

但另一边,北京、天津、上海、南京、东莞这5座城市的70后人数,却在过去十年间出现负增长。其中南京、东莞的降幅不到5%,京津沪则在10%以上,考虑到40~49岁人口的自然死亡率,可以较为肯定的是,北京、天津、上海的70后中年人口出现了净流出。

都说中年人是社会的顶梁柱,所以中年人的去留选择,有时候比青年人的流向更具有指标意义。作为一名准中年人,没有北漂、沪漂经历的我,也是在而立之年以后来到的杭州,一座中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

2018年,当我拖着行李箱从嘉兴来到杭州时,各地抢人大战正酣。相较于京沪高高在上的户籍门槛,深圳遥遥领先的房价,作为这场大战的主角,以杭州、西安、成都、武汉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一线、强二线城市,无论是对年轻人,还是中年人,都要友好得多。

以杭州为例,虽然钱江两岸的房价已经达到10万多一平的水平,但余杭、萧山、临平等区域,还是有大量三四万甚至一两万一平的房子,适合初来乍到年轻人的上车盘,以及辛苦打拼中年家庭的改善盘。加之各种补贴奖励,所以那阵子,杭州每年都能吸引来几十万外地人。像未科、良渚等处的地铁站口,每到晚上七八点,乌泱泱全是下班归巢的人群。

至于比杭州房价更亲民、上车更容易的成都、武汉、重庆等中西部中心城市,更是抢人大战的受益者。2010~2020这十年,成都、西安、郑州、武汉等城市的人口增幅均在百分之二三十以上,高的甚至超过50%。

尽管在很多方面,比如公共资源、政务水平,它们较一线城市还有一定差距,城市的天花板也没有一线城市来得高。但有资格触碰天花板的顶级人才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还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相较于一线城市高强度是生存竞争压力,能够兼顾工作和生活,让90后年轻人和70后中年人都留得下来的二线城市,无疑更具吸引力。

事实上,这种舍一求二的人口流动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这些年,人们,尤其是科技类人才,同样越来越倾向于奔赴休斯顿、达拉斯、沃斯堡等二线城市。至于像纽约这样的传统一线城市,2017和2018年,居民人数甚至出现了下滑。五个大区中只有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人口数小幅增加,其他四个大区的居民人数均呈现净流出。

美国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就我个人而言,虽然从小都心向上海,最终之所以在而立之年选择来到杭州,一方面是因为经过此前的多年打拼,有了一定积蓄,可以承受杭州的房价;但更重要的,则像有次我在接受浙江电台采访时说的,杭州既有不错的工作机会,又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进可以打拼事业,退可以享受生活,两者相对比较平衡。

毕竟,对于从小不曾为温饱犯过愁的年轻一代来说,在选择城市时,已经不再像父辈那样,只看哪里赚钱多。他们更重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感。这种选择上的变化,或许能给未来的城市主政者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提醒吧。

「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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