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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23年7月在湖北省江陵县熊河镇荆干村、新明村、彭市村开展了入户调查和深入访谈，重点关注农村青年的婚育家庭行为与观念嬗变，在此基础上细致探索父辈一代对青年婚育家庭转型的感知、接纳和适应。研究发现，在父辈视角下，农村青年的婚育家庭变迁主要有以下特点：

晚婚晚育日益普遍。“找不到媳妇的汉”和“不想嫁的姑娘”同时存在。先立业再成家（事业稳定再结婚，有经济基础再生娃）成为农村男性的既定生命历程。结婚有门槛，有房有车是基准线。男性需有担当（性格）、有条件（经济基础）、有能力（发展前景）才能迈入“适婚男性”行列。农村女性的理想婚配模式仍是“男高女低”，少部分农村女性在不能“高嫁”时选择单身。

不婚不育悄然发生。结婚和养育的高成本使得少部分农村青年不愿早早进入婚姻行列，一些青年主动选择不婚不育。值得注意的是，父辈普遍希望成年子女适龄进入婚育行列，农村青年对不婚不育的认可主要是受到新媒体文化的浸染。

女性地位普遍上升。在经济比较富裕的村落，传统性别偏好不断式微，大多数家庭认为生男生女一样好。在经济发展处于劣势的村落，囿于青年男性婚育的高经济门槛，不少家庭想多生女孩，认为这可以减少未来经济负担。“双女或最多一男”成为农村新的生育性别偏好。此外，在婚姻挤压的背景下，再婚带娃女性并不愁嫁，她们倾向于保持单身直至找到理想再婚对象。儿媳不再是外人，父辈对待儿媳如女儿一般，且对待本地和外地儿媳没有差别。

“两个及以下”成理性生育数量。农村青年在生育数量上“重质不重量”，他们更注重自身生命体验，且大多数人认为有兄弟姐妹的童年经历没有增加甚至降低自身幸福感，因而普遍希望生育一孩。农村父辈则希望子代生育二孩，理由是有兄弟姐妹可以降低孙辈的未来风险，在成年后他们会相互帮衬。

从“两男恐惧”到“双女偏好”。在子女性别偏好上，现代青年及其父辈大多表现出“两男恐惧”和“双女偏好”，认为生育两男的压力较大，生育两女的压力较小，理由是“女孩以后不愁嫁，也不用买房买车”。这主要是基于当前婚姻挤压和高婚育成本的客观现实对子女性别的理性期望。同时，父辈基于个体生命体验认为女儿更贴心更孝顺，因此也越来越认同多生女孩。

养育孩子“累”与“贵”并存。农村已育青年认为养育子女需要付出较高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累”是生育意愿降低的最重要因素。父辈则认为，高昂的婚育成本是生育意愿降低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他们觉得养孙子比养儿子累好几倍，养育孙子要更加精心，一旦出现生病或小意外，会引起儿子、儿媳的不满。

居住分离是两代人的理想生活模式。农村青年普遍希望在城市立业成家、婚后生活在县城或更大的城市，城市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好的公共服务能满足农村青年的关键需求。农业劳作方式、宽敞居住空间和亲密社会网络对父辈则有较大吸引力，与子代生活惯习的差异也进一步助推父辈主动选择留守农村。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父辈更倾向于独自在农村生活。城市住房有限的居住空间和较高的生活成本也倒逼农村青年默许父辈留守以减轻生活压力。

总的来说，父辈这一传统力量在农村青年婚育家庭转型中不断被消解，农村场域的影响力也越发微乎其微，乡城青年的婚育家庭转型正在趋于同步化。笔者认为，在农村青年的婚育家庭转型过程中，父辈与子代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一方面，为了提高农村青年的婚育率，应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探讨农村青年婚育家庭抉择的代际权力下沉及其父辈适应，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帮助父辈接纳和适应现状。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构建县域婚育支持政策体系，减轻子代婚育压力。农村青年的婚育模式正在快速转型。通过降低婚育成本、促进父职母职平衡和隔代照料支持来减轻农村婚育负担，有助于延缓婚育转型进程，提高结婚率和一孩生育率，并助推二孩生育率的提升。同时，需要加强新型婚育文化引导。通过舆论引导、媒体传播，营造积极婚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对积极婚育观念进行广泛传播，实现乡城青年人口全覆盖。再者，为县域青年提供住房、子女教育等多重福利支持，切实降低青年人口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助推农村青年人口积极就地城镇化，实现安居乐业。

加强对乡城分离家庭的政策支持，帮助父辈适应青年婚育家庭转型。首先，为老年人创造适度适量劳动且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农村生活环境。激发老年人的晚年活力，增强老年人养老选择的自主性，帮助老年人实现精神和身体自立。其次，打造县乡一体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通过医疗、养老服务的县乡一体化建设，既提高农村老年人进城看病买药的便捷性和时效性，也为农村老年人独立养老提供有利条件。再次，多举措促进农村青年与父辈的代际互动。通过家庭定期团聚、隔代照料、亲子返乡游等方式促进乡城分离家庭的代际双向互动，增强农村家庭凝聚力。

来源 / 中国人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