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院到职场，现代人最大的痛苦不是操劳、辛苦，而是不断用力但却始终找不到踏实支点、看不到实际效应和价值的空洞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撰文 | 陈丽媛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厦门的冬天，阳光好的时候，咖啡店落地窗外的湖面上会泛起粼粼的波光，在大片沉稳的翡翠绿上闪耀跳动。店里播放的爵士乐总是很慵懒，闻着清冽又馥郁的手冲咖啡香气，小月不敢相信这样美好的瞬间竟出现在自己的“工作时刻”。
6个月前，她还坐在高层建筑的格子间里，焦虑着该如何催促同公司的保险营销员上报业绩。在那里，小月和另外3个同事共享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为防止电脑屏幕反光，他们总把窗帘拉得很低，把阳关隔绝在外。窗户也极少打开，外卖的食物气味和人体的汗臭味混杂着，让小月喘不上气。
更难受的是，她觉得自己每天上班时就像是一个工具，找不到任何意义。
在拿到年终奖后，小月裸辞了。
2022年，这样“英勇”的行为正在大幅减少。在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职场人跳槽调查报告（前三季度）》里，仅有14.0%的受访者接受裸辞，而在2021年同期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为48.2%。
郑州：90后佛系情侣开小店卖古着过慢生活（@视觉中国 图）
企业都忙着降本增效、HR会盯着简历盘问应聘者工作间隔年头，“裸辞”注定是一场冒险。但对急需离开职场喘口气的打工人来说，这是工作以来，做得最好、最自由也最必要的决定。他们没有平稳地换乘另一条相似的职场轨道，而是大胆地跳了车，预备探索一种新的活法。
单向度的人
很多时候，换一份工作并不会更好。
2022年初春，从北京一家外企辞职后，小晏的生活陷入深水般的停滞中。他原以为去外企工作是解决办法，所以尽管他早已明确自己不喜欢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还是回来了。
小晏在北京。（受访者 供图）
他太疲惫了。2015年，小晏本科毕业后就进入了北京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做内容运营。这份工作在当时是能力的象征，是应届毕业生眼中的香饽饽。刚开始，一切也都很顺利，但工作了四年以后，小晏感觉自己正在慢慢地陷入泥沼之中。
“大家都是螺丝钉，都听命于一个比你更高级别的老板的想法，你的老板再听更高层一个老板的想法。大家的自由度很低，哪怕所有人都知道，老板的方向已经没法挽回产品不可避免的衰退，但你还是要去做，直到这个业务被砍，大家都被炒。”
他找不到这份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和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相比，令人羡慕的互联网高薪也无济于事。小晏知道自己没办法在北京定居，他还没搞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在哪里，生活就早已在不知不觉间被班车串联成一条线——早上从出租屋里出发，坐班车去公司，晚上再坐班车回到出租屋。他活在模糊感的迷雾之中。
“这就是单向度的人吧。”小晏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条线，越来越封闭，每天重复着枯燥的生活。
他试着换了一个城市和工作。可上海的互联网公司，没比北京的更好，甚至工作更加繁重，也更让人糟心。小晏抑郁的时候越来越多。
是因为互联网企业内卷太严重吗？他找了一份外企的工作，但迎来的是工作成就感的完全丧失。痛苦始于与领导的看法不同，工作难以满足领导的期待，随之而来的不认可让小晏变成了一个自卑的人，开始怀疑自己“好像工作都做不好。”
“所以我觉得辞职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顺着惯性，小晏辞职之后仍旧投简历、参加面试，直到他在面试时感到一阵厌烦。工作这么多年，他大概知道面试官会问什么，也知道自己该答什么，但他不想再勉强自己去扮演面试官脑海里的画像了。
等社区一解封，小晏就逃难似的飞离了北京。
和小晏一样急需一场逃离的人，还有很多。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提出了“知识工作者”这一说法，过度教育化的办公室员工，他们的能力远超于自身岗位所需，他们希望变成“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发现自己不过只是“员工”。
沈清的两份工作，都在向她说明这一残酷事实。2019年，历史学硕士毕业生沈清申请到了一份图书编辑的工作，她本身就热爱写作，怀着一腔热情踏入了天天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出版行业。但因为出版社行政人员短缺，她突然被安排去了行政部门，与她的预想相差甚远。
2020年夏天，她来到北京，又申请到一份图书编辑的工作，结果被安排去做公众号运营。后期她开始承担一些图书编辑工作，但当她对选题提出建议时，会被批评“怎么刚进来就挑三拣四的。”
沈清压着心里的怒火忍了一年，一年是她的极限。之后，在领导批评吓唬她的一个话口，她直接提了辞职。在领导眼中，这是意料之外的，她惊讶了很久。但这一年来，沈清已经来来回回彻底想明白了，在职场上，免不了要和别人“掰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在其中不断损耗。她不想花心思去学习该怎么与别人博弈，她只想和自己“掰扯”，看看自己能不能写出更好的文字。
办完离职手续后，沈清立马卸载了QQ，关掉了闹钟。
世界一下清净了，以前一打开QQ，里面“噼里啪啦全是信息”。在卸载之前，沈清还手动删除了几个说话骂骂咧咧的前同事。
裸辞后的第一个月，任谁都会过得无比开心。
在提完离职那天的晚上，小月走在厦门的街上，感觉整个人突然放松了，轻飘飘地，心里特别舒坦，就像是憋了好久终于喘上了气。当小晏乘坐的飞机落地大理，他觉得整个人都变得清新。
但这份快乐，无法与太多人共享，尤其是父母。裸辞一年半，沈清至今没敢告诉父母这件事。
“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度非常低。”沈清经历过两次考研，在准备“二战”那一年，她妈妈一直不停地问她能不能考上。她太清楚如果向家里摊牌自己的裸辞，妈妈会唠叨和紧张成什么样。
小月一开始也没敢和父母说。这份令她窒息的工作，就是父母帮她找的。当时小月刚从上海一家跨境电商公司辞职，父母嫌她找工作慢，就托关系介绍她去这家保险公司。小月甚至在脑海里预演了一遍告诉父母后会出现的情景：
“我爸妈会很焦虑，然后会天天问我下一步怎么办，劝我赶紧去找工作上班。我其实自己也没想清楚，答不上来就会迫于他们的压力也变得焦虑，着急忙慌地再找一份我不喜欢的工作。”
这不是小月这次裸辞之后想走的路。她需要时间去摸索未来的方向，这点时间就靠与父母的信息战来争取。
小月兼职的咖啡店窗外。（受访者 供图）
没有收入，没有家庭的支持，沈清和小月工作几年攒下的钱都在飞快地消失。消费降级，是避不可免又自然而然的选择。
沈清退掉了位于北京朝阳区、月租4000元一个月的房子，住进了西北六环的农村自建房里。除了快递不能送上门，要走几百米去村口拿之外，沈清对这改变非常满意。与城区相比，村子里房租更低、房间面积更大，环形400米的村口小操场正适合每天下楼散散步。
不出门上班以后，就不太有需要买新衣服了。与其他租客共享厨房太麻烦，沈清会买快手菜和速食粉面在自己房间的电磁炉上加工。生活支出变得非常简单，除了吃的和房租就没有其他的消费了。
身边的朋友会担心她过得辛苦，但沈清不觉得这样的生活难受。
“这一年多以来，我真的越来越了解自己。从编制内的出版社到图书公司，我觉得自己能放弃稳定；从北京的城区到农村，我觉得我也可以放弃舒适；到现在，我觉得我能放弃快乐，那种吃了糖之后觉得甜甜的快乐，我可以住得不好、穿得无所谓，只要能更自由。”
小月在离职前算了一下，之前攒下来的几万块钱，应该可以够自己像往常一样过半年。但随着手里的钱越来越少，她不得不改变自己往常的生活习惯，为此还专门学习了一些省钱妙招——看电影可以在淘宝上找人代订电影票，会比自己买更便宜；想买的东西不立即买，先放在愿望清单里。
只是当和朋友一起逛街吃饭时，消费降级的感受会变得苦涩。朋友提议的餐厅，小月会提前看看点评平台上的均价，那个价格往往令人心痛。朋友试一双喜欢的鞋，觉得价格还可以就直接买了，但小月不行，她的钱就只是生活费，自己不能加入这场随心所欲的消费。
尽管如此，小月还是觉得值得。因为省下来的钱被用在了更重要的地方，小月用它换来了更多自由的生活。
被打开的自我
人类学者袁长庚在谈到白领工作日渐流水线化的文章中，介绍了马修·克劳福德的书《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作者博士毕业在某家智库里工作了5个月之后，就辞职开了自己的摩托车修理店。
小月裸辞后，喜欢在豆瓣记录去咖啡店兼职的心得，她特别摘录了文章中的一段论述。
“从学院到职场，现代人最大的痛苦不是操劳、辛苦，而是不断用力但却始终找不到踏实支点、看不到实际效应和价值的空洞感。”
从写字楼白领到咖啡店吧台师，小月很明白这段话在讲什么。
2019年，她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后就顺利通过校招进入了上海的一家银行工作，小小的柜台里有几十个摄像头对着她。小月忍受不了这样的工作环境，很快就辞职了。
没想到保险公司的工作氛围居然还能更压抑。
她的领导有一些奇怪的管理方法。每天早上八点半，小月要和同事们到公司前台集合拍一张集体照发到工作群里打卡，此外，大家要在八点半前，把昨天的工作记录发给领导。
这个工作记录有固定的要求，员工们必须精准记录每半个小时的工作内容，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
小月曾经约年纪相仿的同事一起吃午饭，但到饭点时，同事发来信息说她会先下楼，在公司马路对面等小月。因为领导不喜欢下属间相交过密，“走在一起都不能被领导看到”。
小月后来从保险公司的后勤岗位调到了前端，开始跑一些保险业务，期间有56天连续工作，没有周末。当领导驳回她因重感冒而申请周末少干些工作的申请时，小月很确定，她一定要辞职，一定得辞职！
“人生为什么感受不到一点乐趣了？”走在公园的湖边，小月丝毫无法散心，只会望着湖面发呆。等她回过神来时，发觉自己竟像在湖底沉着一般喘不上气。
1853年，美国作家梅尔维尔发表了短篇小说《录事巴托比：华尔街的故事》，介绍了早期在“办公室”工作的“办事员”。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特别提到了小说中关于办公环境的描写——这间如同水井一般的办公室里“缺少任何风景画家眼中的生命力”。
如今也还是这样。
所以当阳光洒在咖啡店外的湖面上时，当窗外的雨点节奏和室内音乐的鼓点一致时，当夜色悄然包围暖黄色的咖啡店时，小月都突然觉得幸福和不真实。她决定不要再回到那个格子间了。
小晏在云南。（受访者 供图）
小晏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抵达大理的第一个星期，他还会时不时地在求职平台上刷一刷适合的岗位。令他自己也感到神奇的是，一星期之后，他完全不想再打开那些软件了。
因为他自己，被打开了。他惊叹于大理的美景，更喜欢大理的氛围——身边的陌生人可以聊天、生活的可能可以多样、房租是真的低。
早在2022年初，小晏注册了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小晏哥”。他原本就在公司里做运营，但这些公司都有巨大知名度，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运营能有多少加成。粉丝的增长速度出乎他的意料，短短几个月，他就吸引了1000多名用户的关注。
裸辞到了大理，生活分享成了更加自然而然的事情，小晏脑海里突然涌入太多想要表达的事物，做旅行博主这个念头也就生发了出来。
在这期间，小晏为了缓解没有收入的焦虑，试过当茶馆经理人、摆摊卖国酒、承接文案等各种营收方式，现在他决定成为一名旅行向导，已经有1.2万粉丝关注的小红书账号也为他带去了不少订单。
不用上班，也有可能养活自己。
奢侈
晚上十点半，小晏还在回复游客的信息。收到游客正向的反馈时，他会非常开心。
他发现自己很需要被肯定。
“用心做事的人，是有傲气在身上的。”回想当时裸辞，其实就是想维护自己内心那份直率的傲气。
小晏在云南。（受访者 供图）
小晏现在的收入并不稳定，也远低于自己在互联网公司的工资，这偶尔会让他感到害怕。但做自由职业有一个无法衡量的好处，那就是他有充分的权力做很多决定，当游客质疑他服务的定价时，小晏可以为自己挺身而出，他很开心自己可以这么做。
沈清裸辞后，一门心思投入到小说创作中去了。但进度总是不如人意。于是她常常失眠，脑子里情绪和理性一直打架，一边质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写出作品来，另一边则提醒自己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沉下心来打好基本功。
进入2022年后，她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表格，左边是输入栏，记录自己阅读的各类资料，右边是输出栏，标记各个“项目”的进度。沈清成为了自己的老板，“像精分一样”跳出来评估自己的行为，如果KPI完不成，一时间也分不清失眠是老板沈清还是撰稿人沈清。
没有收入、失眠痛苦，但沈清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因为她直接在寻找人生志业的答案。她的男友同样裸辞过一段时间，没熬过春节被各种亲戚朋友盘问的压力以及随年岁增长而变得沉重的负担，老老实实回互联网公司上班了。
DT财经曾在2020发布了一份《职场人裸辞报告》，在其调查对象中，92%的人产生过裸辞的想法，有超过10%的人，每天都想裸辞。但超过一半的人无法真正实践裸辞，原因有很多：新工作不好找、社保公积金不能断、还有未还完的贷款、碍于亲戚好友的看法……
小月在豆瓣上分享的裸辞体悟下面，偶尔会有人泼冷水。小月也想过是否要像他们一样给人生制定那么多标准和框架，但转念一想，她是多么幸运地可以免于养家、还贷等压力，从而有资本去漠视这些标准和框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沈清、小月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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