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亲爱的同志,我又梦到你了!

梁晓声寄给夜光杯编辑的手稿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虽然你已经28岁,即将从复旦大学毕业了,但我梦到的却是少年时期的我也就是你。咱家的砖炉子砌在外屋的门旁,那儿两米左右的一角,便是厨房占据的地方。炉旁是水缸,缸旁是案板,架在两罗砖上。断砖多,整砖少,正可错缝叠压,挺稳。那是冬季的傍晚,天黑得早,静悄悄地外边下着雪,在鞋厂上班的母亲还没回家。家里也静悄悄的,四弟三弟和小妹人手一本小人书,皆趴炕上看着。那应该是1967年的冬季,春节前的几天。母亲终于攒够了一笔钱,哥哥便也终于住院了。哥哥一出院,咱家的生活随之正常化了——你很能耐。在你的出色指挥下,在四弟和三弟的协助下,将家中的火炕火墙都“清”了一遍。南方人不太明白那是什么活儿;便是扒开土坯的炕面和火墙砖的一部分,用铲子将内部的烟油刮净,之后重新砌上。这么一来,火炕和火墙就容易烧热了。并且,还将炉子也重砌了一遍。将墙的下半部“滚”出浪花般的图案。没刷子,便用扫炕笤帚。“滚”图案是有点儿技术活儿做得蛮好,那一个冬季咱家不但漂亮了,也的确暖和多了。我梦到你坐在炉旁小凳上也在看书,一边看锅。锅里煮着高粱米粥,不时时关注,要么会潽锅,要么会将粥煮焦。炉火透出炉口,暖暖地映在你脸上,也将书页映得微红。

那是你和我关于咱俩少年时期的幸福回忆对吧?那种幸福在咱俩的整个少年时期是稀少的对吧?一年后咱俩下乡了,少年时期也就结束了;开始被叫作知青了。

你当时在看什么小说呀?我不记得了,告诉我。

嘿!你这家伙,为什么都不望我一眼?为什么气呼呼的?

什么?大声点儿——我当年为啥不留在上海?

你怎么敢以质问的口气跟我说话?别忘了你已经不是少年了,而是青年了!

岂有此理!

不错,当年创作专业的老师希望我留校;作家前辈茹志鹃希望我留在上海去《上海文学》工作(它即将复刊或创刊),而复旦校医院的一位与我同龄的女医生明确向我表示了爱心——可我还是离开上海去了北京。

你嘟哝什么呢?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当年坚决地去往北京,不是因为北京对我更有吸引力,而是因为,比之于上海,北京与哈尔滨的距离近了一半!并且,我已没钱买上海至北京的列车票了。我在当年的文化部报到时,曾恳求他们将我转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但他们没那种职权,我有什么办法?应届毕业生有半个月的假期,难道,已经三年多没往家里寄过钱的我,可以写信让妈妈给我寄路费吗?两年后我才享受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探亲假,那实在是出于无奈,并非不想家!在那两年里,我也曾试图调回哈尔滨,甚至往电线杆上贴过对调工作的启示,被北影的同志见到过,一时传为笑谈。北影门槛高,对调谈何容易!

你呀你呀,你误解大了!你有所不知——当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告诉爸妈,我一时难以调回哈尔滨时,爸妈都说不必不必!都说他们愿意我这个儿子成为北京人。那时,他们脸上洋溢出一种异样的欣慰的光彩。于是我明白,我这个最能为咱们家撑起屋顶的人居然成了北京人,比朝夕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还使他们高兴!当年乃至其后二三十年内,思想如咱爸咱妈那样荣耀高于需要的父母委实不少;而以成了“首都人”为人生追求的莘莘学子更其普遍,仿佛全中国只有北京才能实现人生价值……

“剖析自己就只剖析自己,不许捎上爸妈!”

你别生气,我不批判爸妈,我只不过在陈述事实。何况,事实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对我如同学期最长的“文学修道院”,使我在文学创作方面受益多多。

现在情况已很不同——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开始变得清醒,他们的父母对儿女的期许也变得特别实际了。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若去年前年已在“京上广深”就业的大学生回到各省会城市,估计三分之一左右是找不到工作的;另外三分之一将被迫改行,而那意味着学非所用;并且,他们的工资也会少了一半。若继续在城市坐标系“下潜”,去往三线城市谋职,或许三分之二的人找不到工作。工资却仅能拿到曾经的三之一。“京上广深”每年为应届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估计约等于其他城市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总和。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传媒、出版业发展态势的不均衡造成了此种状况,如何解决尚是难题……

什么?我操心的太多了?

你这是什么话!作家当然要多关作家当然要多关注一些现实问题。

嗨,嗨!别低头,我还没说完!瓦西里同志!这家伙,他装睡了!

总是如此,每次我刚与他聊到兴头上,他就给我难堪!……(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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