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亲爱的同志，我又梦到你了！

梁晓声寄给夜光杯编辑的手稿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虽然你已经28岁，即将从复旦大学毕业了，但我梦到的却是少年时期的我也就是你。咱家的砖炉子砌在外屋的门旁，那儿两米左右的一角，便是厨房占据的地方。炉旁是水缸，缸旁是案板，架在两罗砖上。断砖多，整砖少，正可错缝叠压，挺稳。那是冬季的傍晚，天黑得早，静悄悄地外边下着雪，在鞋厂上班的母亲还没回家。家里也静悄悄的，四弟三弟和小妹人手一本小人书，皆趴炕上看着。那应该是1967年的冬季，春节前的几天。母亲终于攒够了一笔钱，哥哥便也终于住院了。哥哥一出院，咱家的生活随之正常化了——你很能耐。在你的出色指挥下，在四弟和三弟的协助下，将家中的火炕火墙都“清”了一遍。南方人不太明白那是什么活儿；便是扒开土坯的炕面和火墙砖的一部分，用铲子将内部的烟油刮净，之后重新砌上。这么一来，火炕和火墙就容易烧热了。并且，还将炉子也重砌了一遍。将墙的下半部“滚”出浪花般的图案。没刷子，便用扫炕笤帚。“滚”图案是有点儿技术活儿做得蛮好，那一个冬季咱家不但漂亮了，也的确暖和多了。我梦到你坐在炉旁小凳上也在看书，一边看锅。锅里煮着高粱米粥，不时时关注，要么会潽锅，要么会将粥煮焦。炉火透出炉口，暖暖地映在你脸上，也将书页映得微红。

那是你和我关于咱俩少年时期的幸福回忆对吧？那种幸福在咱俩的整个少年时期是稀少的对吧？一年后咱俩下乡了，少年时期也就结束了；开始被叫作知青了。

你当时在看什么小说呀？我不记得了，告诉我。

嘿！你这家伙，为什么都不望我一眼？为什么气呼呼的？

什么？大声点儿——我当年为啥不留在上海？

你怎么敢以质问的口气跟我说话？别忘了你已经不是少年了，而是青年了！

岂有此理！

不错，当年创作专业的老师希望我留校；作家前辈茹志鹃希望我留在上海去《上海文学》工作（它即将复刊或创刊），而复旦校医院的一位与我同龄的女医生明确向我表示了爱心——可我还是离开上海去了北京。

你嘟哝什么呢？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当年坚决地去往北京，不是因为北京对我更有吸引力，而是因为，比之于上海，北京与哈尔滨的距离近了一半！并且，我已没钱买上海至北京的列车票了。我在当年的文化部报到时，曾恳求他们将我转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但他们没那种职权，我有什么办法？应届毕业生有半个月的假期，难道，已经三年多没往家里寄过钱的我，可以写信让妈妈给我寄路费吗？两年后我才享受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探亲假，那实在是出于无奈，并非不想家！在那两年里，我也曾试图调回哈尔滨，甚至往电线杆上贴过对调工作的启示，被北影的同志见到过，一时传为笑谈。北影门槛高，对调谈何容易！

你呀你呀，你误解大了！你有所不知——当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告诉爸妈，我一时难以调回哈尔滨时，爸妈都说不必不必！都说他们愿意我这个儿子成为北京人。那时，他们脸上洋溢出一种异样的欣慰的光彩。于是我明白，我这个最能为咱们家撑起屋顶的人居然成了北京人，比朝夕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还使他们高兴！当年乃至其后二三十年内，思想如咱爸咱妈那样荣耀高于需要的父母委实不少；而以成了“首都人”为人生追求的莘莘学子更其普遍，仿佛全中国只有北京才能实现人生价值……

“剖析自己就只剖析自己，不许捎上爸妈！”

你别生气，我不批判爸妈，我只不过在陈述事实。何况，事实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对我如同学期最长的“文学修道院”，使我在文学创作方面受益多多。

现在情况已很不同——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开始变得清醒，他们的父母对儿女的期许也变得特别实际了。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若去年前年已在“京上广深”就业的大学生回到各省会城市，估计三分之一左右是找不到工作的；另外三分之一将被迫改行，而那意味着学非所用；并且，他们的工资也会少了一半。若继续在城市坐标系“下潜”，去往三线城市谋职，或许三分之二的人找不到工作。工资却仅能拿到曾经的三之一。“京上广深”每年为应届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估计约等于其他城市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总和。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传媒、出版业发展态势的不均衡造成了此种状况，如何解决尚是难题……

什么？我操心的太多了？

你这是什么话！作家当然要多关作家当然要多关注一些现实问题。

嗨，嗨！别低头，我还没说完！瓦西里同志！这家伙，他装睡了！

总是如此，每次我刚与他聊到兴头上，他就给我难堪！……（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