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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璟璟

如今，不管忙不忙，人们都把手机当作“贴身随从”带在身边，确保每时每刻都能被“召唤”。手机不在身边，不少人会明显缺乏安全感。近日，相关机构对2007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9.2%的受访者感叹自己经常不由自主地看手机。如果手机不在身边，89.2%的受访者会感到不踏实。过度依赖手机，64.9%的受访者感到难以集中精力，效率低下。（中国青年报）

时至今日，智能手机之于现代个体，早已超越了工具论的范畴，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肉身的延伸，象征了一种主体性的共存共生。“人机分离”的焦虑越发强烈，其实正是肇始于此。在人与手机客观上“融为一体”的前提下，“分离”似乎反倒成了一种“非常态”，自然会引发不适之感。

手机等智能终端，如此显著地拓展了人类在生物体层面的官能。久而久之，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手机作为一种背景性支撑。在自我能力评价、职场工作分担、社会角色扮演等方方面面，手机都是被默认的存在。“如果手机不在身边，89.2%的受访者会感到不踏实。”这固然有手机成瘾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手机如此之深地嵌入了现代生活的几乎所有场景，片刻少不了、离不开。

作为强大的生产工具，智能手机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近年来也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思。这是因为，在很多时候，主体与工具的边界，加速模糊。到底是人类支配手机，还是“手机支配人类”，竟然成了一个真正需要正视的命题。离开了手机，“个体”的完整性、自适性似乎就无从谈起了，这一客观现状，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格尊严，构成了隐秘的挑战。

“过度依赖手机，64.9%的受访者感到难以集中精力，效率低下”，这其实很好理解。在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在使用手机，而是下意识被手机所牵引。手机及其内在生态，定义了我们的信息流、议程、兴趣、品位乃至所有的一切，在这种“无限化的场域”内，荒芜感滋长，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的要素资源，被觊觎、被围猎。

智能手机一度被标榜为填满碎片时间，而从实践反馈看，其切割时间使之支离破碎的能量，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事已至此，纠结于如何“放下手机”并无太多意义，唯一应该去尝试的，只是在主体论与工具论层面，守住最后的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