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民族博物馆紧扣今年“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的主题，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联合上海嘉定博物馆联手推出《金榜题名——中国科举文化展》，至6月25日结束。一个多月的展览时间，让广大学子和市民有机会触摸到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历史脉络。

(相关资料图)

金榜题名——中国科举文化展。

此次展览，分为“科举制度沿革”“科举考试程序”“科举与教育”“科举与社会文明”“科举对贵州教育的影响”“科举制的国际影响”6个单元。展品包括历代状元录、乡试朱卷、殿试状元卷、状元及第花钱等67件套珍贵文物。展览以文物、图片和单元叙述的陈列方式，系统形象地展示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影响。

展陈内容。

第一单元的“科举制度沿革”，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从“中国古代主要选官制度简表”上，人们可以窥见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发展过程。科举制度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教育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观众参观。

第二单元的“科举考试程序”，展出了县试卷、小金榜、殿试卷等20余件展品，将科举考试程序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同时对科举应试的场所“贡院”进行了介绍，还展示了古代著名贡院的图片，如“长安贡院”“江南贡院”“顺天贡院”等。

展陈内容。

第三单元“科举与教育”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该部分主要由文物照片呈现，如人们所熟知的“四书五经”，在当时就是古代的教科书，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是学校的教育内容。由此可见，科举考试是取士之制，学校教育是养士之法，选才有赖于育才，两者互为依存，密不可分。

展陈内容。

第四单元的“科举与社会文明”，向观众展示了科举考试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如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南宋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这些历史人物在不同领域成就卓越，熠熠生辉，但是他们都有“科举人士”这个共同的身份。

观众参观。

第五单元的内容是“科举对贵州教育的影响”。贵州开科较晚，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在贵阳举行乡试。科举对贵州教育的影响较大，自独立开科以来，贵州参加乡闱的人数不断增多，贵州的第一个状元赵以炯也是在独立开科后才产生的。科举制度在贵州的确立，使得中原先进的科举文化向贵州传播，促进了人们思想的统一。此外，田秋向嘉靖皇帝呈递了《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请求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广设学校，刺激了府州县卫司学和书院的发展，为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带来了新的契机。

贵州状元赵以炯书写《兰亭序》时使用的铜墨盒。

记者在展柜里看到，《历代状元题名》榜单中贵州籍状元赵以炯、夏同和的名字赫然在列。贵阳人赵以炯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状元，麻哈（今麻江）人夏同和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状元，两者相距24年。“据明清两代统计,贵州人在科举场上取得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状元一探花’的骄人成绩，被国人叹服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专门研究贵州科举史的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厐思纯说, 为适应形势需要，贵州先后建立了两个专供考试的贡院。开科之后，贵州陆续建立了府州县学16所，新建书院28所，尊崇读书、讲习礼仪逐渐成为风尚。在他看来，贵州不乏在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人，如礼部尚书李端棻、四川总督丁宝桢、云南巡抚唐炯杰以及书画大师杨文骢、何威凤、严寅亮、姚华等。

观众在心愿墙留下美好心愿。

观众参与互动。

第六单元展示的内容是“科举制的国际影响”。中国科举制度吸引了诸多远邦近邻的读书人，唐代以后，不断有人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学习中华文化，也有外国人登上中华科举金榜，在中国留下做官。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东亚、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文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观众在游戏区互动。

本次展览，主办单位增加了一些观众互动环节，如在展厅中开设了游戏区域，将展览中的实物展品“升官博戏图”复制成超大版，让观众朋友们身临其境的体验一次古代版的“大富翁”；在展厅的书桌上也放有科举知识小问题；展厅设置心愿墙区域，让观众参观完留下自己美好的愿望。

文、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陆青剑

视觉/朱家欢

编辑/张云开

二审/赵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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