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保磊常常提起这样的场景：除夕夜，丢失孩子的家庭做了一桌团圆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一个保留的空位上，放一副碗筷。

一家人开始为丢失的孩子祈福：“希望你过得要比父母亲更好，全家人都没有放弃你，只要全家人还有一口气，也要把你找到。”不一会儿，一家人又哭做一团。

春节，某种程度上对于被拐家庭来说成了一次“受刑”。卢保磊是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名打拐民警。看到失散家庭饱受痛苦煎熬，卢保磊感同身受：“打拐，就是从良心干起的。”

从2015年从事打拐以来，卢保磊已经累计参与找回超过500名失踪被拐儿童。每一次被拐儿童和亲生父母认亲都让他激动不已，他也把这当成一次次鞭策，告诫自己，还有小孩没有找到回家的路，要更加努力。

卢保磊是打拐“红人”。2021年，电影《亲爱的》原型之一孙海洋的儿子孙卓被找回，卢保磊也是主办民警之一。为了找回孙卓，他和战友们在过去的几年行程数十万公里，孙海洋亲切地称呼他为“保哥”，说他像“兄弟一样”。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对话卢保磊的内容：

孙海洋夫妇给深圳警方送锦旗，左三为卢保磊。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1997年我从武警部队转业，成为一名刑警。刚开始的时候，跟着老同志办理绑架、抢劫、命案等大要案。

到了2015年3月，因为工作岗位调整，我开始负责打拐，一干就爱上了。6年多来，我参与找回500多名失踪被拐儿童。

有的被拐家庭会在每年小孩过生日的时候，买一个蛋糕，点上蜡烛，为孩子祈福。他们吃蛋糕的时候可能比吃毒药还要难受。

到现在我的工龄已经有34个年头了，按说工龄满30年就可以退休了，但我不愿意退休。一听到涉拐线索，我就“激动”得不行，每找回一个小孩，我就感觉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实事。

上班的话，一般我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左右到办公室，到办公室以后打开电脑，收集各种情报线索，包括我的手机里面的。我们全国各地总共志愿者有20多万，各地各行各业都有爱心人士，这些爱心人士、志愿者每天都会给我们反馈一些新的线索。我们会把这些线索逐条地去核对核查，看看这个线索是有几成把握。同时，我们还要核查上级指派的任务，处理一些涉拐的指令。

我们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几乎每天都有。有被拐的孩子自己寻亲的，也有父母找孩子的。他们有些看了电视台、报纸报道，就请求我们的帮助。在这方面，我们深圳做法就是，不管拐出地、拐入地在任何地方，只要来找到我们求助，我们都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在核查线索的过程中，发现了有价值的线索，如果是我们深圳本地的案件，我们会立即召集专案组的同志开紧急会议，布置任务，该出差出差，该抓人抓人。如果是异地的案件，我们会首先比对小孩的DNA，在确认无误后，我们会通知案发地，然后两地联手把案件侦破。

我干打拐第一天就把这个案子的案卷放在我的桌面上了。现行的拐卖儿童犯罪发案极少，当时我把历年未破的积案的卷宗都找出来，大概有七八十件，每一个案件的卷宗我都看了N多次。这些案件，每年都会破几宗，越来越少，现在还剩下几宗，可能是条件还不太好。

打拐是个爱心工程，良心活。有时候有一点点东西问不到，小孩就可能失去了他回家的路的“钥匙”了。你要仔细询问小孩几岁被拐，兄弟姐妹有几个，小名叫什么，喜欢吃什么，身上有没有胎记，家里附近有没有名胜古迹，有没有山，有没有河，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等等。

曾经有一个DNA比中的小孩，被拐了20多年，我找到他说他是被拐的，他认为我是骗子怎么都不相信。他不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也不记得爸爸妈妈哥哥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他，你三岁半的时候，你和你两个哥哥在一家商店门口的二楼玩游戏，你输了耍赖，趴在你哥哥耳朵上咬了一口，有没有这回事儿？他听完就说，“不用说了，这是真的。当年我咬了哥哥一口后，我哥哥打我的屁股，我就跑下二楼去了。”

那天他跑下二楼后，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其实人贩子早就盯上这几个小孩了。

有些养父母会对小孩灌输这种事情，说你亲生父母不要你了，我们才把你收留了。有小孩他不知道自己是被拐的，有的知道自己被拐的，他不知道去怎么找他亲生父母。其实很简单，你就到任何公安局，说你是被拐的来历不明的小孩。他们就会给你采血寻亲，全国各地都是免费的，有很多小孩不好意思，怕人家笑话就不去。

刚接手打拐的时候，这个电影我看了三遍，我研究电影的每一个细节，小孩是怎么被拐的，家长是怎么找小孩的，看着这些家长也很苦，也很累，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

你一个人全国各地去找小孩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快最捷径的方法就是到当地公安局，让警方帮你查找，这是最快的，也是最近的。我们公安是一个点辐射到全国，如果说我深圳这里有个小孩怎么样了，协查通报一发，我们广东省会马上一天之内都可以发到每个派出所去，也都可以发到每个辖区去，在全国各地也是一样的。你靠你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一定要依靠人民警察。我们将你的信息录入我们的系统，一录入我们的系统，整个全国打拐民警都可以看得到。到当地公安局，采血入库，孩子小时候的照片，有多少照片提供多少，提供的越多，对于找到家里人的希望越大。

孙海洋的案子只是我们破获的一起典型案例，我们的目标是所有的案件都要破。每隔一段时间比如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我会召集被拐孩子的家长们来到我们办公室，给他们介绍我们一些新的线索或者办案思路，比如说我们每破一个案件，都会做一次总结，这个案件跟哪一个案件有点类似。然后大家相互探讨探讨，让他们也参与进来，获得他们的理解。让他们感受到，公安民警对他们的案件是非常认真、非常上心的，始终没有放弃。

家长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好的思路，我们也会采纳，我们也在不断地摸索，不断地积累一些经验。有些时候有的家长来就是为了诉说一下自己的痛苦，这时候我们要学会倾听，告诉他们我们的努力并且让他们看到，这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

卢保磊接待前来求助的群众。

最难搞的“三伏天”和“三九天”。一些地区经常突然间会下暴雨，走山路的时候车子会打滑，我遇到过好多次。一个人在车里把着方向盘，几个战友在旁边推着车，一不小心车子就可能会滑进山沟里面去。北方冬天下大雪时候去核查线索，如果你开车不小心，特别是晚上，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路是怎么样的。我们办孙海洋的案件就这样，为了这个案子我们跑了数十万公里。抓捕嫌疑人那天，下着大雪，晚上我们去村里抓人，全部都是白的，车子一下子开到田地里面去了。

还有的大概就是误解。一次找到一个被拐小孩，我给孩子的亲生父亲打电话，小孩的父亲以为我又是骗子，张口就骂。我把小孩的照片发给了他，还告诉他小孩长得像谁，身上哪个地方有个胎记，他才相信了我。我告诉他，不要因为被骗过，就说全社会都不好了，天下还是好人多。有时候找到的被拐小孩，他们没有回家路费，我们打拐民警会出钱给他们凑路费，经常有这种事。

还有一次，一个被拐27年的孩子找到了，我联系他，告诉他我的名字、职务，还有我的警号。他说你要是真警察的话给我充200块钱话费，我就相信你，前前后后我给他充了将近1000块钱话费。因为养父母对他很好，他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是被拐的，我们又不断地挖掘他小时候的痕迹，从他亲生父母那里了解到，他小时候因为淘气身上留下了伤疤，诸如此类。后来，他才愿意沟通。

有的时候小孩找到了，但小孩不愿意跟他亲生父母相见相认，这也让人感到痛苦。

我们找回了170多名孩子。

这首先得益于我们公安部打拐办统筹全国，在他们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如果遇到什么涉拐的困难，公安部马上协调异地警方协助我们去侦查或者抓捕。在公安部的带领下，“团圆”行动在全国就是一盘棋，同时可以调动很多省份搞一个系列涉拐案案件。我们在全国各地同战友的帮助下，办案经常顺风顺水。还有全国各地的好心人，也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他们会热情大力地帮助我们。要感谢公安部、省公安厅的领导，感谢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还有就是科技在发展，今年找到的小孩破的积案都是历年来最多的。

找到小孩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把拐卖小孩的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依法追究责任。

打拐是从良心干起的，每当被拐的小孩和亲生父母认亲的时候，我是感受最深的，也是最激动的。这同时也是在鞭策我们，还有小孩没有找到，不能和亲生父母相见，我们要更加努力，从这个案件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早日实现天下无拐。